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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
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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