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东海何时闻春晓

　　日本的谋求和困境

　　一位长期在日本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认为，中日围绕东海油气田的争执暴露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划界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日本要将东海油气与东海划界问题联为一体，希望借此在划界问题上逼中方作出让步；二是钓鱼岛问题无法回避、难以搁置，这是日本想涉及又不便涉及的重点，或 者说，钓鱼岛问题最终解决才是东海油气田问题风平浪静的根本所在；第三，这场争端表面上是海洋资源的争夺，实质上是广义的海洋争夺，意义不可低估。

　　事实上，香港《亚洲周刊》也持类似的观点，“东海油气田之争已被暗暗扩展到了领土之争的层面”“日本要逼中国承认日本单方面划分的专属经济区”。

　　中日东海争端源于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的争端就是两大因素：一是领土(含领海)，即钓鱼岛归属问题等；二是资源，即相关海域发现蕴藏极丰富的油气资源(储藏量近80亿吨)。它们构成了东海争端的双重核心，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个起点既是问题的原因，又是争端的本质。

　　原日本国土交通大臣扇千景女士曾撰文《调查大陆架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资源大国日本不是梦》，文中说：这些海域中埋藏着足够日本消耗320年的锰、1300年的钴、100年的镍、100年的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足以使日本从天然资源贫乏国家摇身一变为“天然资源大国”。

　　日本一个名为“大陆架调查推进议员联盟”的团体也表示，“如果日本要求延伸大陆架范围的主张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那么日本的国土就可以扩大为目前的大约1.7倍，同时将成为资源大国。”

　　如此丰厚的利益，难怪日本下院议员、能源和石油委员会的成员平泽会公开宣称，“即使冒使局势恶化的风险，我们也要提醒中国人，我们准备而且也决意保卫我们的领土和利益。”

　　尽管日本的强硬态度与日俱增，但在谋求东海利益上，日本“能拿出手”的东西非常有限，很难如愿以偿。

　　首先是日本缺乏有力的“法理依据”，即使按日本提出的所谓“中间线”来划分，中国的开采也是在全无争议的自己一侧，而日方要开采的地方恰好是在争议海域。

　　此外，环境条件也全然不利于日本。这个海域开采对日方极为不便，深两千多米的海沟使铺设管线极为困难。如果产油也只能供给中国。

　　至于“军事手段”，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日方不会选择在此海域与中方发生冲突。而且，日本的政治体制对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依然有高度警惕。没有军事、最终手段上的强势保障，日本的强硬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同样，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日本也不硬。美国对亚洲及中日的稳定战略日益清晰，它不会允许日本破坏它的利益，周边的国家及地区也不会支持日本的立场。

　　“比例法”能否突破中日困局

　　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的半封闭海域，被称为“东亚的波斯湾”，是不折不扣的“聚宝盆”。美国的东海问题专家哈里森判断，东海最富裕的油田在冲绳海沟和钓鱼岛，在中日各自划分200海里海洋专属经济区重叠部分。如何处理重叠部分，显然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日本提出的“中间线”，中国从来都没有同意，中国的主张是用公平原则来划分两国的海洋分界线(关于中日东海划界之争，详见本报2005年7月21日文章“对抗升级，东海何时风平浪静”)。那么，问题就是究竟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呢？

　　2004年10月18日，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曾表示，公平原则就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首先是海洋地理因素。东海中方一侧是亚洲大陆，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日方一侧是岛链。在这种不均衡的地理条件下，日方如要求东海对半分显然有悖“公平原则”。

　　中国海洋信息研究所的李令洋也告诉本报记者，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已划定海洋边界是运用等距离法划出的，但国际惯例并不强制使用该方法，就是因为它可能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还因为目前已经有了更科学的方法。

　　李令洋注意到王毅的讲话强调了划界的首要因素是海洋地理和海岸线长度，他告诉记者这与当前国际上的实践是相一致的。他表示，“中日两国在东海，尤其是在相向的南部海域，‘中间线’方法划界对于中国来说不公平，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大陆海岸线的长度，远远长于相向的日本列岛海岸线的长度。”

　　李令洋还告诉记者，事实上日本也并非死守“中间线”。日本1996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就主张“如日本和海岸相向国家之间有可能代替中间线的协议线，则以协议线为准”。而在具体操作上，1999年的韩日渔业协议界限也不是根据中间线划分的。

　　“最大公约数”在哪里

　　“指望第四轮会谈中确定中日领海海域划分，那是不现实的。”日本某著名通讯社驻华记者藤田(化名)表示，“双方只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找到利益契合点。”

　　藤田的意思是：双方应尽力寻找谈判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领海划分，中国外交部早已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但对于共同开发的具体区域、如何操作，双方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在第二轮东海能源谈判时，日方代表佐佐江贤一郎一就表态：春晓、断桥、天外天、龙井四个油田是“共同开发”的范畴，中国不能“私自开发”，而且中方勘探的数据应当“资源共享”。

　　但中方明确指出：春晓等油气田在中国的海域内，“不属于‘共同开发’的范围”。

　　“中日之间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藤田判断，“中国不会停止单方面的开采。但为长远考虑，中方可能会给日本部分数据资料，但给也是私底下给；而日本方面，也会在油气问题上做出让步，不会再纠缠下去。”也许，这是中日关系“简约”后所能想象的最佳局面。

　　双方代表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中日双方的真诚合作，能让东海变成“合作之海、友好之海”。

　　“如果双方迟迟不能达成一致，那很可能会到国际法庭上去解决。”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张爱宁在接受本报采访表示。“相信双方都不愿见到这一点。中国之前还没上过国际法庭，缺乏处理案件的经验，尽管日本也算是个‘西方国家’，但他们自知法理依据不足，也不愿轻易上法庭。”

　　“日方一直向中方提出，应该尽早举行下一轮磋商，现在正等待着中方的答复。”11月7日，日本大使馆井出敬二公使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中日第四轮东海能源谈判原定于10月19日举行，但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外交部旋即表示，鉴于当前的形势，“不便接待”原定于10月24日访华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中日东海能源谈判陷于停顿。

　　10月31日，被外界普遍认为“言语偏激的强硬分子”麻生太郎被任命为日本新外相，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目前中日关系的担心——一个更加强硬的日本内阁，对东海能源谈判究竟是福是祸？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近两个月以来，中日东海能源迅速升级。《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继教科书、“入常”问题之后，东海能源问题已经成为了中日关系中新一轮的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像一根硬骨头，以一付不可调和的姿态，横亘在双方之间。

　　对于记者的担心，井出敬二表示，“关于东海能源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新任外相麻生在就任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曾指出，如果说同样是开发石油，双方应该妥善合作，寻找一个能节约资金的办法，这符合经济原则。我们根据这样的立场，将继续与中方进行协商，寻找能够实现双赢的途径。”

　　缘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两国在东海能源问题上的隐患甚至还在两国恢复邦交之前。

　　1969年，有四家日本石油企业就东海油气试采权向日本政府提出申请。一年后，中国也正式开始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而田中角荣访华，进而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则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中日在海域划分上的分歧当时就已存在，双方虽然无法达成共识，但都认同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倒也相安无事。

　　在专家眼里，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中国一直是日本的石油供给国。但从这一年起，中国因自身能源消费增加停止了对日石油出口，并逐步成为石油进口大国。

　　中国曾在多种场合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东海能源的问题，但日本都予以拒绝。不过，日本的不合作，并没有影响中国开发东海能源的决心。亦有国际能源专家指出，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在钓鱼岛及西南诸岛等涉及东海的问题上逐渐开始“越轨操作”。

　　新千年后，中国开发东海能源的步伐仿佛突然间引起了日本的注意。2004年5月下旬，《东京新闻》刊发了题为《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采设施》的报道，该文作者称“中国人在抢夺日本的海底资源”。日本政府不知出于什么策略，居然开始向中国索要有关东海能源的勘探数据。

　　日本国内随后出现了批评日本政府在东海“反应迟钝”的声音。半个月后，在国内压力下，日本政府设立了由小泉纯一郎亲自挂帅的“海洋权益相关阁僚委员会”，其责任包括尽早在“中间线”日本一侧展开海洋资源调查，并指导民间企业在这一海域开采天然气等资源。2004年7月，日本政府遂开始在“中间线”以东的争议海域进行油气勘探。

　　由此，中日关系再起涟漪，东海能源之争浮出水面。

　　谈判

　　2004年6月9日的马尼拉谈判，是东海能源谈判的预演。这是一次并没有多少对抗的会谈，中国方面表示“希望这个争论通过冷静、友好的外交渠道、通过继续对话来解决”，并由此把中日东海谈判正式摆上议程。

　　2004年10月25日，中日东海能源第一轮会谈在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之间举行的。

　　在第一轮谈判中，日本重提其“中间线”划分标准，并认为中国擅自开采了日本的资源；而中国则表示尽管两国在东海划界上存在争议，但中国在近海的石油、资源勘探等作业都是在主权范围内进行的。

　　会谈无果而终。事实上，这样的结果早在预料之中。当时有外电分析说，东海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过预期——能源与中日东海划界联为一体，同时还牵扯到更为敏感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头绪众多。而中国有国际问题专家更进一步指出，“这场争端表面上是海洋资源——目前主要是油气——的争夺，实质上是广义的海洋争夺，这不仅涉及中日今后在亚洲的龙头竞争，还涉及到台湾问题、中国今后长期的开放及发展命运，自然轻率不得。”

　　而随后举行的第二轮、第三轮会谈，成果也是乏善可陈。第二轮会谈是在中日民间情绪激化的情况下举行的，几乎没有人对这一轮会谈抱多大希望。事实也是如此，中日双方各自的立场上没有任何松动。

　　第三轮会谈是日本单方面允许日本公司勘探开发争议海区之后，于2005年9月在东京举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判的气氛也许是双方能够暂时达成的最大成果了。

　　而这样的成果，也终于因为小泉再一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消散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人们心中无尽的悬疑。

　　出路

　　中日两国，都面临资源紧缺这个现实。能源对外依存度的相向性、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再加上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可避免会导致中日两国在油气资源上展开竞争，甚至出现争端。

　　原日本石油资源开发公司董事猪间明俊撰文认为，“日方向中国索取油气田勘查数据违反行业常识，有损日本的国家威严，难以确保日方利益”，“希望日本政府能真诚反省被动的经历，对行业常识保持正确的认识，并能从相反的立场出发进行思考，努力通过和平的途径在东海资源开发过程中获得利益”。

　　专家认为，目前亚太地区政治上维持和平与稳定，经济上维持繁荣与发展；中日两国都竭力避免出现正面冲突，这就构成了中日之间合作的前提。而事实上，中日双方都有共同开发的意愿，但是在开发区域的划界问题上存在分歧。

　　“谈判是惟一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的解决方法唯有进行能源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表示，每个国家的政府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妥协的可能性很小，双方宜于搁置争议；但在急待开发利用的资源问题上，无法搁置，因此需要合作的存在。

　　崔天凯也赞同学者们的看法：“就目前局势而言，联合开发似乎是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