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情要么别让我知道，知道了，就别想阻止我追问真相。”年过六旬，头发胡子都已花白的近藤，锐气依然不输30年前。

　　近藤昭二，最早研究并公布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的一位日本新闻工作者。即便已从朝日电视台退休，但他对细菌战真相的追寻却依然没有停止。2006年3月23日，他来到山东寻找侵华日军细菌1644部队霍乱实验的幸存者。直到现在，关于1644部队的一切都还隐藏在黑暗 中，只有零星的信息散落在中国、日本、美国和前苏联。调查从零开始，前路迷雾重重。

　　永远地追寻真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一个记者的天命。

　　零点自由

　　3月22日，近藤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放映了他编导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影片是他积30年所拍摄的11部总长16个小时的关于731部队纪录片的一部分。他说，这就是日本人要看的新闻。

　　他向中国的未来记者们解释这些“日本新闻”的由来——二战的时候，日本的媒体在政府的控制之下，让怎么说就怎么说，战后日本人就不相信媒体了。要我相信，好吧，拿出真实的、事实与事实之间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互相印证、有清晰的图像声音、甚至当事人亲笔签名的东西来。

　　30多年前，日本人根本就不知道731部队，对于日本军队在国外进行的战争，日本民众了解的仅仅是政府的宣传。近藤第一次听说731的事情，是在他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疑问让他开始了追寻，追寻从零开始，“记者的本能是狼、是猎狗，如果一个事情完全处于未知状态，就是完全的自由，没有边界，一切都要看记者怎么动作。”近藤说。

　　20世纪70年代初，近藤从他的一个医科大学的好朋友处得到了一本“在昏暗的灯光下地摊上卖的野书”——《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词》，虽然这本书上印着莫斯科外文书局出版，但却无法证实它是真的，因为在日本所有的图书馆、书店等正式渠道里都找不到第二本，也找不到可以佐证它的材料。

　　战后，日本医科大学曾成立学生联合会，抗议学校老师对待病人的野蛮态度——想给人截肢就截肢，想开刀就在病人身上拉一刀，根本不把病人当人。近藤从中发现了线索：当时日本医学界的主要人物大都是731部队的旧军人，做过人体细菌实验的。

　　受到学生批判的人中，就包括近藤好友所在大学的校长吉村寿人。

　　“你是不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班长？”

　　“有这样的事吗？虽然同名同姓，但我不是。”

　　这是近藤对吉村寿人的第一次采访。10多年后，近藤证实了这个人就是731部队冻伤实验班的班长，他们将人脱光鞋子露出手，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直到手和脚敲击时发出“梆、梆”的响声为止。

　　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近藤跑遍全国的图书馆寻找战时的老电话号码本，比对《伯力审判》所出现的战犯名字，将年龄相近、名字相同的挑出来，一个一个地打电话。

　　“我很狡猾，想了很多办法去套他们的话，我会说你去过西伯利亚吧，那里是不是很冷很苦啊？有时可以听出他们的慌乱，但得到的回答总是：对不起，你打错了。”

　　就在不久前，近藤终于在前苏联的克格勃档案里发现了30年前他打电话要找的人——伯力审判的供述者——731部队将泡过伤寒菌的饼分给战俘吃的“分饼人”。此人还活着，在日本无声无息地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因为正在设法让他开口讲出真相的缘故，近藤不愿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近藤曾用30多年的耐心和韧劲盯着说谎者。1971年，石川太刀雄丸这么回答近藤。当时他只是日本京泽大学的医学系主任，后来步步高升，出任该大学的校长。而他正是731部队人体解剖班的班长，知道731部队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活人解剖的秘密。

　　“野蛮、残暴的细菌战违反了国际法，但战后为了维护日本的国体，也就是天皇制，日本政府曾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统一了如下的口径：1.细菌战是日军总参谋部自己搞的，不需要向天皇报告，天皇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2.有关人员关于人体实验和细菌武器攻击这两点是绝对不能讲的。”近藤说。

　　嘴咬得很紧，撬开并不容易。

　　第一个开口的人

　　找到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是在近藤开展细菌战调查十年之后。这个人叫石桥直芳，731部队少年班成员。消息来自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助手，当时森村诚一也在收集资料准备写作后来出版的《恶魔的饱食》。

　　近藤找到了石桥直芳的家，他终于成为第一个讲出真相的人。他曾在731部队看管秘密监狱，看到一个抱着孩子的苏联妇女被强奸以实验梅毒菌的传播和危害。

　　为了让更多的人“冒出来”，近藤怂恿他们开一个战友会。隐在日常生活深处的人就这样一个个出现了，当年的少年都变成了白发老人。他们坐在一起，脸上衰老而和善，和一般的老人没有什么区别。当他们走入人群，你很难分出他们。

　　近藤参加了这个战友会。“我和他们整夜地喝酒，喝得烂醉，你不能显露你的态度，你的态度只能是中立的，你只是一个记录者。如果你批评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说了。”

　　“喝酒的时候，我就暗暗观察判断谁是可以面对电视镜头说话的人，第二天一早起来在笔记本上一个个地安排好时间，一个接一个地采访，整整一天下来，采访了15个。”

　　为了接近这些人，近藤想尽办法了解这些二战老兵以及他们的喜好。遇到爱花的人，近藤就和他们谈花，谈园艺；遇到爱动物的人，近藤就和他们谈动物。

　　又是十年后，调查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0年初，近藤有机会来中国哈尔滨731部队原址拍摄，在哈尔滨他见到了一个叫敬兰之的中国妇女，她告诉近藤，她的前夫叫朱盈之，被抓到731部队，再也没有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幸福感，我再一次找到了证实伯力审判真实性的证据，在那本书上朱盈之是一律被称作‘原木’的实验材料中的仅有的几个留下姓名的人。”

　　在哈尔滨，近藤还拍摄到当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保存的731部队战犯的证词、亲笔签名。这些材料当时不公开，为得到它们，近藤找到了当时的所长金源。“我说一定要拍到他们的亲笔签名，只有这样，拿到日本去才会有人相信。金源无法决定，天天向上汇报，我就天天缠着他。”

　　近藤拿着这些签名到日本就去找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木神原秀夫，对着他问“这是不是你的供词、你的签名？告诉大家你说的都是真的”“木神原秀夫见了我就跑，拼命地逃，就是不开口说话。”

　　少年班成员田村良雄回国结婚后已改姓女方娘家姓，叫莜冢良雄，当近藤拿着签名找到他的时候，他点头承认，并毫无保留地说出了真相，从此他成为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各种信息开始向一起汇集。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已经出版，英国、美国的媒体开始揭露731部队，大家可以互相借力了。

　　1991年，中国中央档案馆出版了档案资料集《细菌战与毒气战》，此档案集成为一个重要的难得的查找线索，日本学者村山高夫的弟子将它翻译成了日文出版，人们再一次从里面看到了细菌制造、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的事实，被称为中国的“伯力审判”。

　　“当年，苏联在伯力提审了12个被捕的关东军俘虏。日军担心俘虏泄露细菌战的军事秘密，曾派人混入关东军俘虏中，反复强调人体试验、细菌武器绝对不能讲。一年半中，谁也没有吐露半个字。后来，一个作医生的俘虏承受不了心理的负担，讲出了真相。从此，苏联才撬开了这些战俘的嘴巴。当时中国大使曾向美提出要求，对细菌战进行再审判，但美国以‘这个东西不准确’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作为记者，我知道它是真的还不够，我得找出活证据证明它是真的，我做到了。”近藤说。

　　重创

　　就在黑幕如破竹般地剥开时，一件事使揭幕行动受到重创。一张被《恶魔的饱食》作者森村诚一首先使用，BBC、NHK等大媒体普遍采用的证明日军321部队活人解剖的图片被指证是假的。画面上一个穿着全身白衣只露出眼睛的人在一张桌子前将双手伸进一个人的腹腔，手上和台子上布满鲜血。

　　森村诚一被拖进了一场官司，名誉受到重创，并且累及所有揭露731部队的人。

　　“一张图片用错了，他们就说你所说的都是假的。”近藤拿出一本发黄的旧书，指出那些图片是出自这本书——《明治43年南满洲鼠疫防治写真帖》，1901年到1910年中国东北发生鼠疫，这和731部队没关系。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嫂子将这张照片上的重要标识涂去，充作731部队的照片，高价卖给了一位来访者，此人又转卖给森村诚一。

　　一个出来讲话的731部队少年班成员在晚上被人用高尔夫球杆打昏，他坚持不报警，自己默默忍着；另一个人在出来说话之后不几天就死了，死因很可疑。其他少年班成员就更不愿意出来说话了。

　　近藤因为找到了图片所出的书，避免了这次重创，但是一个不可绕过的问题出现了：怎么才能分出细菌武器攻击造成的鼠疫流行与自然发生的鼠疫？而与这联系的731部队编制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两个关健的问题。

　　近藤确信日军曾经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但相关的证据却找不到。“当你提出一个事实时，你必须得找到三个不同的去佐证。”这是近藤一直以来坚持的职业原则。

　　近藤想把731部队的编制情况搞清楚，进而搞清日军在华所有细菌部队的设置，然后搞清楚这些部队在中国的作战情况。

　　“那是一个非常庞大和消耗性的工作，我就像在玩儿童拼图，一块一块地找，所有的资料都是被掩藏起来的，你要东找一块西找一块把它们凑在一起。”

　　近藤曾经和日本厚生省交涉，要求公开731部队的资料，但得到的回答是：“731部队番号早已改成了659，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是细菌研究。”“当时，拿出一份资料，只给我看一下封面，说是涉及到个人隐私不便于公开。”

　　在反复的交涉下，公开了一小部分资料，但许多人名的条目下，都是用黑墨抹去的。近藤只能如大海捞针般地去摸：美国国家档案馆、苏联档案馆、日本的零星材料、亲历者的口述，等等。

　　尖叫

　　一次，近藤查到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档案，发现了一份731部队90名主要干部复员名单。接着近藤查到了一份美国占领日本时盟军总司令部发出的要“659”部队资料的命令，其中就有那份90人的名单。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近藤摸到了731部队的内核。

　　他迅速地在日本展开调查90人的行动，当他找遍后，发现在世的只剩4人。“总算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了，有一个人的采访还在进行当中。”

　　“非常幸运的是我认识了王选，并和她一起开始了中国细菌战受害情况的调查。”近藤说。王选是中国最早从事细菌战调查的人士之一。

　　近藤和王选找到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细菌学主任叶天星，他曾经是战时国民政府的防疫专家，在鼠疫传染区工作过。老人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当王选近藤找到他时，他思维清晰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出了他亲眼所见的情景：日军飞机撒下小纸包，里面包着跳蚤，咬了人就发病。

　　“有了叶天星的镜头，我悬着的心放下了。除了档案文字资料，我有了活的证人，细菌研究、人体实验、细菌攻击一环环都连了起来。”

　　近藤拼出了731部队的编制情况，使这个一直沉在黑暗水底的魔怪浮出了水面。日军731部队在1941年时，其编制人员曾达到3500人，是一个拥有十多种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未知的、人类毫无预防措施的细菌武器的战斗部队，从细菌实验到细菌武器制造，再到作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制，并且从该部队征调人员，日军还在中国的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建有细菌制造和作战部队。

　　“当我盯着看我制作出来的731部队编制图时，我感到恐怖，脊梁僵硬冰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蒙克的画《尖叫》，扭曲而怪诞的星空下，一张大嘴在疯狂地尖叫”。

　　“你满耳朵都是尖叫，但却没有一点声音，你知道所有的恐怖，但却不知道恐怖在那里。”

　　“我觉得那是所有被731部队细菌杀害的人的灵魂的尖叫。”近藤说。

　　没有得过奖的“天才”

　　日本学者村山高夫评价近藤是“采访的天才”。但这个“天才”却没有得过什么新闻奖。“有一次日本的新闻协会要颁给我一个‘大奖’，我连领奖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但又不给我了，说有压力。”近藤说。

　　提起30多年调查中的艰难曲折，近藤总是用“我很狡猾”轻轻带过。说到每个具体的采访故事，近藤就会显得兴奋。一个名古屋的731部队研究细菌干燥法的成员在战后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近藤采访他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细菌研究者，来仔细地、礼貌地请教问题。“我有时候装着听不懂，让他一遍遍深入解释，有的时候，我故意说错，不断地说错，逗得他急了，就一股脑地都说出来了。”近藤狡黠地笑起来，近藤长着一张圆脸，两眼细眯着，一笑像一个憨厚的农民。

　　当记者用一生追踪731部队来表述时，近藤马上纠正：他一生不光做了这件事，他还做过许多报道，最得意的还有他的调查曾经为三个死刑犯人平反。

　　关于731部队的调查，让近藤所在的朝日电视台赢得了声誉也赢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近藤镜头里出现的老兵们，有的被家人朋友宽容，有的被责备：“这样的事怎么能对着电视说？”

　　近藤也有被纠缠的时候，“只有说对不起，不断地，低着脑袋说”。“对不起”，沉默。“对不起”，再沉默。“对不起”和沉默是近藤用于抵挡一切的一堵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