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把战略目标锁定在21世纪中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讲，要把伟大的责任、伟大的希望传递给下一代人

　　新年到来之前，一些驻华使领馆和海外新闻机构把请柬寄到了国内一些主流媒体老总的办公室里，请吃饭请喝茶请考察的都有，多少有些想通过交流测探中国将走向何方的意思。年底公布的经济普查结果，把中国经济的国际排名提升了一位，让一些西方国家的驻

华人士再次“看不懂”中国的变化了。

　　实际上，按照权威的说法，从2006年起，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中国会踏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台阶。2005成了“十五”计划的煞尾之年，也有着很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更重要的在涉及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路径方面具有明显特点。

　　中国人走得更快更远了

　　在浦东的上海造船厂制造车间，老厂房被拆除后已是一片废墟，但是，在吴淞口，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正在建设。网络上正流传着在这里新建的中国最现代化船只的图片。而上海本身已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除了世界最高楼重新动工、东方大港洋山港建成等引人注目的项目外，更重要的是，上海要把几年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目前的超过5000美元提升到7500美元。这是中国现阶段按省划分的最高平均值。这一年里，和姚明与章子怡一样，上海频频成了国际报章的“封面人物”。不少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迁入了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头随眼可见英文、日文的标牌和环球各地的餐食供应。上海的竞争力甚至使已经提前实现现代化的新加坡感到有些压力。

　　不光是上海了，到处都能见到你追我赶的场面。有人分析，一些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甚至在超越它们所在地省会。从全球范围观察，中国在2005年迈出的步子的确很大，以至有专家这样告诉公众，“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如果用数据来说话，中国社科院的预测是，这一年中国GDP增长率将达到9.4%；农业增长5%，是10年来第二个农民收入高增长年。这一年里，中国人走得更快更远了。12月，中国第一次组织政府代表团考察南极中山站，而月球探测的计划亦详细公布，刚出台的国家中长科技发展规划则瞄准了15年后的高新技术。

　　海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关注，关注得有些敏感。一年里面，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参加了不少国际学术会议，无论主题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12月20日晚，这位前中国驻法大使在外交学院论坛上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初，他到布鲁塞尔开会，约见一名外国高官，对方不愿接受邀请，理由是“不知道贵国政府三个月后还会不会存在呢！”2005年，他在法国参加巴黎行政学院校友会时，研讨的题目竟然是“中国会统治世界吗？”对此，吴建民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去解释为什么中国崛起不会威胁世界。

　　实际上，2005年的中国并非无虑，一方面，大批的跨国公司被吸引到中国，另一方面，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仅10%符合跨国公司人才要求。

　　胡锦涛：“要有信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在这个穿梭繁忙的一年里，不光有“神六”上天，还有“超女”下凡。国家通讯社称超女现象为“平民偶像唱出普通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加上博客以及“非专家式”解读”《红楼梦》的新一波“红学热”，有人说，这一系列文化现象，激起了2005文化领域的“平民化”的浪花。就是在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洪战辉2005感动中国人物也好，李学生也好，大多是来自基层的默默无闻“小人物”。

　　在这一年里，北京市郊延庆县的另一些小人物——5000多户低保山区乡民，还不能坐在自己家里通过电视观看宇航员飞天和超女歌唱，因为他们买不起电视机。12月23日，1100多台由市政府捐赠的电视机分发到他们手中，以让他们可以在新年前看到电视节目。北京，中国的首都，过去五年间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超过11%，几天前已骄傲地宣布，全市人均GDP2005年可突破5000美元，平均每10户家庭就拥有三辆私家车。

　　一方面是经济如列车飞奔，另一方面，一些老百姓最苦恼的话题是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打官司难……国家总体实力增强了，但人均GDP仍处于世界排名100位之后，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贫富差距的拉大正在引起各方的注意。

　　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脚步，抵达了高寒缺氧、也是GDP排名后列的青海省，他关心村民能不能饮上水。而年初的时候，他去贵州，在一个窗户没有安装玻璃的贫困农户家中，他建议主人先找块塑料布封上，让屋里可以暖和些。在青海，胡锦涛对农户说：“要有信心，日子会好起来的。”

　　除效率外，如今的中国确实在考虑公平。中国的未来有两个隐忧，一是发展，如果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能解决，消费的口子就打不开，人们就不敢花钱，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就有一驾无力。二是稳定，在2005年，“群体性事件”多次出现在党内文件和公开报道中。公安部长周永康说，如果久拖不决，可能酿成大祸。

　　“和谐社会”这个初现于十六大、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完整提出的政治概念，在2005年特别的打动人心。这四个字已被醒目地粉刷在许多公共场合的墙壁上。

　　2005年2月19日，200多名省部级干部汇集中央党校，开始为期一周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这样的研讨班重在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讲话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被认为是对和谐社会内容的首次全面概括。

　　改革者的名字被人记住

　　当今的领导者深知难题不是靠粉刷几个字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年里，“改革”做的比说的力度要大得多。中国的近邻日本也在改革，但只是听到一个“邮政改革”，难度都那么大，而13亿人的中国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却是全方位、深层次的。2005年是“改革攻坚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全新的理念出现了。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成为践行这一理念的要点。

　　再有，从“出其不意”的汇改，到国有银行“变身”上市，从国务院推出“非公36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再到个税调整、减赋开始和股权分置，都表明改革触及了深层次体制问题。

　　不仅是经济方面，改革的步履还深入到政治、社会、医疗、教育、文化、科技和国防等各个领域。比如，行政管理的改革已开始实行，目标很明确，政府的主要功能要从经济建设型到公共服务型。党内民主稳步推进，中央正准备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个层面上率先正式启动罢免或撤换机制。“制度反腐”已是一个流行词。到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派驻机构已经全面实行了统一管理。

　　就在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胡锦涛到南京军区视察，从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官兵关系、求真务实精神等方面，首次在军队全面表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的指导原则”。

　　事实上，科学发展观正成为统领整个改革的总方略。那些为此奔走呼喊的改革者也格外引人注目。2005年的一个特别现象是，“个性化官员”在一年里集中涌现，人民网甚至评选出了年度十大省部级领导的“惊人之语”，比如“腐败不除，矿无宁日”、“有些驻京办首位任务是跑‘部’‘钱’进”、“一些乱收费是地方政府逼的”——就是这样，不少老百姓记住了一系列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名字，比如主操“审计风暴”的李金华，怒斥官煤勾结的李毅中，直言地方官不听“招呼”逼迫高校乱收费的张保庆，等等。

　　而作为2005年全党工作重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其目的就是要切实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

　　“老总不在状态就得换人”

　　电视剧《亮剑》出人意料地成了2005年中国的一道特殊风景。很多机关领导和企业负责人都买了光碟。电视剧里诸多予人启发的道理中，有一条是：天才的命令必须由得力的人去执行。不过，现实中有时却难以做到。卸任后的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央级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这也是2005年的一句“名言”。

　　《望》的文章说，一些地方政商勾结，掏空中央政府有关政策。联系到此前宏观调控局部受阻的现象，有专家称，随着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财源的动机，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全局利益和中央权威。有媒体指称，一些地方官员出现这样一种“误读”：只有打中央政策的“擦边球”，才能在发展中赢得先机。

　　“老总不在状态就得换人”，这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谈到央企改革时说的一句话，同样成了名言。它其实适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

　　一年来发生的共死亡528人的六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责任追究终于有了结果，222名责任人受惩处，其中包括陕西省原副省长巩德顺和广东省副省长游宁丰。

　　问责并不是确立中央权威的惟一方法。《望》的文章称，当前需要加强协调合作，构建中央地方良性互动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关系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看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高度权威是否得以保证、持续、稳定和发展；二是看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是否得以适度、具体地落实。

　　全国范围的人事变动

　　正常的省部级班子调整也在循序进行。最新的是12月底公布的省部级官员人事任免，涉及黑龙江、贵州、湖南、辽宁和重庆五个省市，以及交通部、新闻出版总署两个中央部门。

　　贵州原省委书记钱运录出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接替年龄“到站”、在这个职位上任职两年多的宋法棠；新闻出版署原署长石宗源任贵州省委书记；52岁的原交通部长张春贤任湖南省委书记，各省区书记中惟一的少数民族官员杨正午，在湖南工作45年、任省委书记七年之后卸任；李盛霖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50岁的国务院正部级的原副秘书长汪洋，接替了年近65岁的黄镇东，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政高出任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

　　这一轮的官员变动，算是2005年第三波较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从2月1日任命尚勇为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的消息发布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数起省部级官员调整。一年来，这样的调整已经涉及上百名高官，50多个国家部委、省市以及国务院直属机构。

　　把观察范围扩展到党的十六大以来，除掉港澳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务和行政主官已经调整了37人，除云南、四川、江西、湖北、甘肃、宁夏之外，25个省区市的一、二把手都有变动。

　　消息刊发于2004年12月中旬的豫、辽、闽三省省委书记变动，被人们归入2005年初的第一波人事调整。

　　这一批调整，和稍后的安徽、西藏、青海等党政主要负责人调整的消息一起，在2005年初被总结为八个省区、两个国家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变更。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在这一波及以后的几轮调整中，很醒目的是强调新老合作，既用年轻人，又保持事业连续性，支持可持续发展。

　　这次变动中，人们注意到，履新官员平均年龄为54.8岁，与共和国大体同龄，他们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77、78级大学生，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的比例达七成。

　　有媒体说，与前一代领导者多是工程师出身不同，新一代干部中有很多经济学者、法学学者，这种代际变化隐含着中央治国方略的要求。新形势需要更新干部观念，需要把一批高学历、既有经济管理经验也懂社会发展规律的干部充实到党政领导岗位上来。

　　2005年的第二波人事变动发生在夏季。7月1日集中公布了六位省部级官员的职位变动，牵动了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山西、湖南两省。

　　一年半前从山东省到司法部任副部长的吴爱英，接替了到站退休的原部长张福森；原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成为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郑斯林的继任者；原山西省长张宝顺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于幼军，北上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并提名为山西省省长人选。

　　除了60岁的田成平，其他三位走上正省部级岗位的官员也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在41岁左右即获副省部级高位。

　　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并未干满原有职位的任期。

　　8月25日，国务院公布，蔡武接替赵启正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此前，8月19日，国务院也公布一批任免名单。八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履新，七位副部级干部去职。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前的一轮大规模人事更迭。从范围来看，此次调整涉及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组部、团中央、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地方则涉及安徽、湖南、新疆、湖北、海南等五个省区。

　　本轮人事调整中，国新办新老交替酝酿已久，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直接负责浦东开发建设的赵启正，在国新办任职七年后，把“中国政府的公关总领”、“中国的形象大使”的角色交班给56岁的国际问题专家蔡武。另外最受瞩目的是中组部和国家发改委，中组部掌握人事权，在党务部门中备受瞩目，而国家发改委则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之一。

　　在这一波人事调整中，6月间福建省委原常委、厦门市委书记郑立中被任命为国台办副主任也很让人关注。身为福建人、会讲闽南语的郑立中就此结束了一直在福建任职的生涯，让人们对他在两岸事务中的作用有了新的期待。

　　军队高扬“亮剑精神”

　　军队迈出了新的步伐。12月初的《解放军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云南某军分区司令员朱启祥，以“亮剑精神”指导部队训练，清除训练中的弄虚作假，提倡“练为战”。

　　报道说，这个军分区下属的某连连长，需要为连队野战生存训练选址，但是在勘察过沟壑纵横、毒蛇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后，出于“消极保安全”的考虑，他命令部队在教室里改上野战生存理论课。下连队视察的军分区司令员朱启祥却把部队拉入了丛林，因为平时大多在教室里“纸上谈兵”，真正演练起来出了不少洋相。

　　对于培养战斗精神的讨论，成了目前中国军队中的一个热点。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已成为中国军方目前践行的重要治军思路之一。10月份的《解放军报》署名文章称：军队是要打仗的。

　　强化军事训练由此被提升到“治军方式和管理方式”的高度。胡锦涛在济南军区视察时说，要切实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的经常性中心工作，抓紧抓实，要把培养战斗精神贯穿于训练的全过程，发扬我军敢打必胜的光荣传统，养成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铁的纪律。

　　2005年初，解放军四总部的新领导层公开亮相，一些被任命为大军区副职的高级将领也陆续履新。在3月份的“两会”上，胡锦涛当选国家军委主席。

　　9月中，解放军四总部、全军各大单位和武警部队的几十名高级干部汇集国防大学，参加“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研讨班”。

　　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被概括为“三个提供一个发挥”，即：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外界对此相当关注，认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是中央对军队历史定位的新界定，透露出治军新思路。

　　事实上，胡锦涛关于四项使命的提法，早在2005年的第一天就已亮相。当日《解放军报》题为《肩负起我军的神圣使命》的元旦献词中即已写明。自“八一”前后开始，《解放军报》连续刊载署名文章，新华社播发评论，总参等召开研讨会，对于“四项使命”的阐发开始形成高潮。

　　有评论说，在党务和行政体系就国家发展方略统一思想的同时，军队建设也开始体现出与之相应的发展思路。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就2006年来讲，“为群众谋福解困”成为了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改革而言，则要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进一步，用全球战略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谋划改革，而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谋划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

　　一些人冷静地分析着未来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院研究员王小广在《望》发表文章称，要防止“十一五”期间仍存在着“中期变盘”的可能。

　　他说，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期，正好是“十五”中期以来高投资形成产能的集中释放期，如果任由目前的投资或“十一五”初期的投资继续过快增长，未来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十分突出。这样，“十一五”中期就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期变盘”，即经济在开局之年便结束增长周期，转入新一轮调整并进入下降通道。

　　更长远来看，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对于中国的前途可能是决定性的。实际上，自主创新是中央领导在2005国内考察中提到最多、论述最多的战略。

　　我们这个产生过四大发明的国家，目前在国际上拥有竞争力的自有知识产权产品还比较稀缺。那些遭到反倾销的Made in China，大都是低端的产品。但不仅仅是创造新产品，改革还必须着眼于“制度创新”。中国还能为人类发明什么，而不仅仅是制造了什么，这个话题具有空前的挑战性。

　　2005年，还是一个充满着许多“过去”和“缅怀”的一年。巴金逝世去了，任仲夷去了，汪道涵也去了。但在纪念“600岁郑和”的同时，人们也把眼光放到未来。新格局正在呈现：2006年，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第一批人，满16岁了，他们要迈步登场了。从一个丰裕、开放而多元的环境中走出来的“陌生新人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因此，对于把战略目标锁定在21世纪中期“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来讲，我们这一代人要履行伟大的职责，同时，我们也要把伟大的责任、伟大的希望传递给下一代。

　　中国未来五年改革的重点

　　新阶段改革攻坚的目标是以人为本。深化体制改革,突出完善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六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