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被解救出来
的中国籍慰安妇
在日军占领和驻扎的地方，总有一个名叫慰安所的机构。在这个机构的外面，排着长队的日本兵等待着轮到自己发泄兽欲。在慰安所简陋的房子里，一个慰安妇一天必须接待众多的男人。日军在占领地区普遍设立了这种被日本政府默认的强奸中心。在这一制度奴役下，四十多万中国、朝鲜、东南亚和欧美各国的妇女，惨遭日军的蹂躏。
这里所说的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非日本国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日军强迫外国的妇女充当军队的慰安妇，这和日本妇女自愿成为军妓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日军的刺刀下被强行逼迫的结果，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强征或骗征的，而后者则主要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
在战争中，日军士兵对占领区无辜女性的强奸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军事法庭制裁，反而被认为是士兵勇猛的表现。在日军高层纵容下，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在日军的侵略战争中一直延续着。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起源于日军的一次失败。1917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先后派去兵员七万二千人。日军对俄国女性施暴，导致性病蔓延，一万多名日军官兵染病，比战死的还要多。这些患者既不能参加演习，也不能执行勤务，更谈不上参加战斗，严重影响了日军战斗力。
作战刚开始就损失了相当于一个师团的兵力，日军自然打不过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遭到了惨败。西伯利亚战争失利的教训，导致日本军部开始建立卖春制度，征集由军队直接管理的卖春妇。
1937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五万人。仅靠从日本国内募集慰安妇，不可能满足侵华日军的需求。日本的陆军部把眼光转向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
受日军支配的人贩子和地方行政机关，开始在朝鲜釜山和马山一带，诱骗那些生活艰难、处境不利的朝鲜女性充当慰安妇。他们像对待军马和军犬一样，开始将大批的慰安妇用运输船送到中国战场。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当众剥掉中国女子的衣裳，在肩上刺上号码，让她们感到羞耻，不能逃跑，以便在她们身上发泄兽欲。
日军占领杭州后，包围凌桥难民收容所，强令二百一十多名妇女脱去衣裤，堆积烧毁，以防妇女逃跑或自缢，随后在地上铺满稻草，将抢来的棉被铺上，逼迫妇女躺在上面，夜间日本兵便成群而至，将难民收容所变成了暴虐的强奸所。
在扬州，日军占领了繁华的银座街一幢三层饭店，抢劫了六十名当地的姑娘，设立全城最大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芜湖后，在大屠杀的同时抓紧抢劫妇女。他们甚至闯进尼姑庵，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日军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
随着战争在中国的扩大和升级，侵华日军人数剧增，日军疯狂地抢夺中国女子充当慰安妇。在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使用肉体暴力、绑架、强迫和欺骗等手段来征集中国慰安妇。被掳掠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原来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和店员等。至少有二十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迫为日军的性奴隶，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中国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充当过日军特务的永富博道，后来在“亚洲战争的真实证言”国际电视会议上公开证言：“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我作为日军特务机关的一名成员，专门负责诱拐中国妇女。部队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我本人负责设置了六个慰安所。在沿途，我把一些逃难的中国年轻妇女诱拐到慰安所。”
1939年初，日军指使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摘录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
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
1940年，日军一支部队侵入山西省方山县，设立据点，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他们不仅建成了慰安所，还得到大笔钱财。
日军还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他们经常以招聘女招待和洗衣妇等名义诱骗妇女上当。日军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到市中心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驰，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掉，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