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军某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朱和平大校。朱和平书柜里有一张50年代的巴掌大的朱德绣像被细心裱在金色相框里，落款是河南某小学送给敬爱的朱爷爷。今年是朱德元帅诞辰120周年，为了配合这一重要纪念日，朱和平一家7月6日会去给爷爷朱德扫墓。“爷爷离开我们30年了。我还时常想起，6岁那年站在北戴河海边，死活不敢下水，爷爷对我伸出手说:‘和平，大胆些！爷爷扶你！’”
　　
　　7月6日

　　1976年7月6日中午13点半左右，天气闷热，北京医院四楼，我和爷爷的警卫员、秘书及兄弟几人正在吃午饭，走廊里忽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医生走进来说:“不好，快过去！”我扔下饭碗进去的时候，看到奶奶康克清被我母亲和护士扶着站在床边，病床上的爷爷已经进入弥留状态，血压计的水银柱每10分钟就下降一些，心电图的波动逐渐变小。14点27分，爷爷呼吸停止，15点01分，心脏停跳。

　　从入院到离世，只有9天，相伴爷爷47年的奶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不仅是亲人们，跟随爷爷多年的工作人员也没想到会这么快。秘书趁这几天还给家中换了个浴盆，浴室地板太滑了，换个矮浴盆，将近180斤重的老爷子也方便些。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家人的感情淹没在巨大的哭声中，哭得最厉害的是警卫秘书，奶奶只是扶着床边，表情非常痛苦，可是太悲伤反而不能一下释放出来。

　　半小时后奶奶被送到隔壁的房间休息。我们连新衣服都没来得及给预备，我和警卫员李延良回家找衣服。爷爷有一套多年的中山装，还算新，是接见外宾才穿的，还有一套半旧的毛衣毛裤。从头到脚没有新的说不过去，我们去红都时装店给他买了一身衬衣衬裤，米黄色榨蚕丝的。对所有后事的处理，我家人都配合中共中央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只有一件事提了异议，爷爷的仪容整好后，我们和奶奶去看，奶奶流着泪看了半天，半晌才悄悄问我，“你看爷爷的妆是不是有点重啊？”化妆师解释说还要上电视，灯光一打就看不出来了，我们心里觉得本来爷爷脸色挺好的，这个妆看着有点重，但还是服从了安排。

　　对于我们家人，最痛苦的记忆是爷爷火化的那一天。一直到送进火葬场，最后看一眼爷爷的时候，我们再也忍不住眼泪和悲痛，放声大哭。骨灰盒是我抱出来的，奶奶伸出双手捧过来，脸颊贴着骨灰盒，闭上眼睛轻轻摩挲了很久。

　　爱与亲情

　　我8个月大就开始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20多年里我从来没见过奶奶这样的深情。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对爷爷更多的是敬重和体贴。从陕北时代开始，奶奶一直称呼爷爷“老总”，而爷爷则叫她“克清”。17岁的奶奶第一次见到43岁的爷爷的情景，多年后被她写在了一封信的开头:“我记得，在离开我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第一次看见你，使我觉得你——红军的总司令——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得像一般农民一样。当时我很奇怪。其实那正是你伟大的特征。”当时对红军总司令的爷爷怀有单纯崇敬的奶奶，用史沫特莱的描述:“是一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所以，奶奶在回忆录里提到过，当“朱总司令”来到她的面前，说出“我很喜欢你，觉得你泼辣大胆”的时候，她曾用“苦恼”形容自己的心情，她告诉曾志，“论年龄、水平和地位，我和朱军长差得太远”。

　　奶奶曾经总结两个人的感情历程，“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解放后奶奶在东四负责妇联的工作，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洗澡，她不像邓颖超、史良她们，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更像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除了工作，就是照看孩子和丈夫。小时候我最淘气的一件事就是爬上了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房顶。家里奶奶教训我们，该骂就骂，该打就打，不过我们还是不怕她，真正怕的是爷爷。爷爷老是讲一堆道理，从没见过发火骂人，却自有一种服人的气度。

　　我们朱家进中南海先后居住过三处寓所，含合堂、永福堂和西楼。我进去时住的是永福堂，离毛泽东很近。很快中南海就修建了新式建筑西楼大院，我们居住的乙楼，楼外有一片花棚专养兰花。爷爷爱兰花有传说是因为牺牲的妻子伍若兰，他很懂得养兰之道，出差喜欢亲自上山采兰草。他常说:“兰花有自己的个性，讨厌浓肥大水，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乙楼的一层是孩子们和值班秘书住，二层4间房，老两口各有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我童年快乐的回忆都是在这个家里。俄式的房子又高又阔，非常舒服，爷爷住的二楼有个大平台，夏天晚上他喜欢在那接待客人。“文革”以前，陈毅、叶剑英、刘伯承这些老帅常常来和爷爷下棋，都像孩子一样，为了悔棋大声笑闹，只有爷爷像个长辈，总是笑呵呵地看着，从不大声讲话。

　　这时期的朱家，是中南海最热闹的大家庭。除了孙子外孙，爷爷委派亲戚从老家子侄中带了10个人来北京，供他们吃饭读书，常客还有孙维世（她是爷爷第二任妻子的侄女）、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任弼时的孩子等。这一大家子人吃饭的场景在中南海很不常见，要摆两张桌子，陈毅的女儿形容“其乐融融，感动人心”。这也给我家造成了不小的家庭负担。爷爷奶奶一个月合起来能拿700块钱，但是孩子最多那几年里每个月基本上都剩几毛钱。我还保留了朱家详细帐本，清楚记着“米面菜水果167.8元，朱春元看病1.62元，买鞋油两盒0.6元，朱和平大灶吃饭扣炊事费1元”。尽管生活俭朴，奶奶还是展露出生活情趣。我们这些孩子的衣服用品包括礼物，全是奶奶亲自买的。除了必须品，她最喜欢小洋娃娃、12生肖摆设、扇子这些工艺美术品，我们家现在还存了一大柜子。

　　受到冲击的家

　　建国初期，爷爷走遍全国视察，出国访问，留下了许多搭着毛巾站在工地上，喜笑颜开的照片。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每周基本上住在玉泉山，每天爬山到泉水边看书，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规律。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很喜欢那里的环境，但是玉泉山是属于爷爷一个人的空间，我们总是到周末会去陪他。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峻，爷爷反复召开家庭会议，叮嘱家人“不能参加帮派组织”。

　　1966年冬，造反派冲进中南海西楼大院的时候，爷爷还在玉泉山。家中只有4人，奶奶、警卫员郭计祥、阿姨肖桂珍和我，我被奶奶关进一楼的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对话。

　　“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吗？”

　　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滚出中南海”的口号震天，我在屋内心都收紧了。等他们离开，我走出来时，看到了满院的大字报。爷爷在第二天赶回来，看到大字报，他用拐杖敲打着地面:“除了朱德二字，剩下的简直一派胡言！”说完就上楼去了。周恩来随后赶到，他安慰爷爷，劝他先回玉泉山，暂时不要回来，但是爷爷再也不去玉泉山住了。

　　1967年2月，我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看到奶奶站在大卡车上，戴着高帽子，正在从南向北游街。我立刻躲在人群中，怕奶奶看到自己难过，一面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奶奶回家后反而精神很好说，“我今天算经风雨见世面了！”由于周总理干预，原定在工人体育馆开的“批朱大会”被取消。3月，子女们全部被遣出中南海，我开始了住校生涯。以前我们都向往着考北大清华，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我对这些学校渐渐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是当时“造反派”最多的学校。偶尔我可以在西门传达室见见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妇联看望奶奶。我们见面时，他们常常耐心地听我讲述外面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非常关心其它中央首长家里的情况。老两口“文革”时只能偶尔照顾一下年纪小的我，其他的亲人很难顾及。我就讲讲外面的变化，邓小平、谭震林等首长的孩子们大多被安排在西便门附近住，我们偶尔也能见见面。1968年以后，年龄大点的很快就上山下乡了，我们是岁数最小的那批，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可是1969年居然分配工作了。我被分到首钢当工人。1969年10月，爷爷、董必武、徐向前等老同志被通知“疏散到外地去”，83岁的爷爷几经争取，终于带上了奶奶。两个人前往广东从化一家疗养院，从此离开了居住20年的中南海大院，再也没有回去。

　　可以算作幸福的晚年

　　1970年7月，爷爷奶奶回到北京，住进了万寿路“新六所”。8月22日，前往庐山参加第二次庐山会议。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陈伯达等人。从庐山回来，爷爷对家人说:“这次解决了陈伯达的问题，很好！他是政治骗子！”从爷爷的谈话中，我们感到他心情明显好了很多，他让我们和工作人员去中南海和玉泉山把东西搬过来，重新开始了晚年生活。我们家常年的保健医生顾英奇有一段回忆:“老总年纪大了，偶尔也会像个孩子。他的饮食一向很规律简朴，但有一次中午亲自跑到厨房对厨师说‘天冷吃羊肉可以补身’，晚上又去了一趟，问羊肉买了没有，自己还不好意思地笑。老总的体重增加了，也添了糖尿病，康克清要时刻注意他的饮食。有一次两个桃子摆在桌上，老总拿起来就吃，康克清连忙过去夺‘老总你不能吃这么多，见面分一半’，老总左躲右闪，故意让康转圈，旁边的工作人员都被两个人的玩笑感染了。”……我觉得70年以后爷爷奶奶的晚年生活可以算得上幸福了。

　　1970年我瞒着家人在北京市宣武区武装部报名参军。“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征兵，1969年恢复，我问爷爷奶奶，他们不同意。爷爷的意见是:“你应该上学，做技术工作，现在发展工业，当工人有什么不好，总说当兵，我看你是想当官！”但我觉得当兵的机制好，淘汰竞争很激烈，适合男人去干。大学和工厂都那么乱，只有军队有发展。入伍通知下来后，爷爷的态度却和蔼起来，“咱们兵家出身的……你从小生活无忧无虑，应该锻炼”。奶奶更是亲自坐公交去火车站送我，“你爷爷怕惊动人，不然也来了”。我去部队以后，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想送我上指挥院校。但是爷爷不同意，他认为，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高科技战争，没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基础理论功底，是当不了指挥员的。我当时有点不理解，但还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他们给我寄了许多书，主要是当时的高中教材。看到新的高中课本，我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多么落伍，于是开始拼命学习。特别是英语，我基本补上来了。1977年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起点吧。

　　1971年，爷爷又恢复了去北戴河渡假的生活。我恰好在北戴河当兵，可以常去看看。我们在北戴河见到了许多老一辈，也包括林彪一家。这个时期，陈老总来看望爷爷，两个人相见分外感慨。爷爷沉默良久，神情凝重一字一句地对陈老总说:“现在，我们这些人为了顾全大局，做出这样那样的容忍和牺牲，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搞清楚的。”那几天，爷爷精神特别好，陈老总也说了许多话。谁也没想到，4个月后，陈老总就去世了。我记得全家是9月12日回的北京，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坠机事件。

　　1958年以后爷爷很少去军委办公厅，但林彪事件后，爷爷又抽空去军委办公厅和老帅们一起看电影。大家都知道，他是去稳定人心的。我印象很深，1972年除夕，家里又热闹起来，王震、王稼祥、廖承志带着家人来到我们家。爷爷看到大家，说了一句“你们头发都白了!”在场之人无不动容。此后，爷爷专门借中联部的礼堂，每个礼拜放电影给“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同志和家属们看。邓小平的子女，陈云的子女，刘伯承家，任弼时家都是常客，我想这是爷爷为这些老干部们重新出来工作营造一种气氛吧。

　　1973年，毛泽东和爷爷接见军委会议的领导同志们时，毛泽东公开讲起了“朱毛”的典故，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毛，朱毛，朱在先嘛……”还说到了给贺龙平反的问题。我们很少看到爷爷的情绪表露，但那天爷爷回来以后很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从那以后，爷爷参加了更多的工作，1975年又继续当选人大委员长。尼克松访华后，外宾也越来越多，爷爷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3月6日，爷爷在“新六所”的书房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爷爷是从来不写这种话的。他写的最多是毛主席诗词、他自己的诗歌，还有和董必武互相唱和的诗。这幅字当时就被奶奶拿去裱成条幅，爷爷去世后就挂在奶奶的书房里，她告诉我，后来才感觉到这个就像是爷爷的遗言。

　　1976年

　　奶奶在爷爷去世后向邓颖超提起“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走了呢”是有原因的。对于爷爷的身体，早年流行着“刀枪不入”的传说。跟随他近20年的医生顾英奇说过:“朱老总身高1.69米，但是非常壮实，背很宽厚，虽然胖，但是肌肉量大。这么多年前线作战，连个疤也没有。”多年的早餐是一小杯酸奶，一个蒸鸡蛋白，一片烤面包——他的牙齿没掉过一颗。平时他周末带全家人爬香山，夏天一定是第一个到北戴河度假，最后走。爷爷游泳在第五海水浴场，他一个人带着游泳圈，向很远的地方游。直到1975年，89岁的爷爷依然坚持在北戴河消暑。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涂上凡士林，他在海水里泡20分钟，还对身边的医生说:“明年我还要来游泳，晒太阳。”北戴河五浴场管理员小屋至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1975年8月25日，水温:26摄氏度。”这是爷爷最后一次游泳那天的水温记录。

　　尽管糖尿病、冠心病一直缠绕他，在我们心目中爷爷比许多同龄人硬朗得多。1975年7月，爷爷第一次出现四肢使不上劲的情况。当1976年1月8日，爷爷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精神状态一下子变得很差。周总理每一次手术和病情进展都汇报给爷爷，却瞒住了周病重的消息。奶奶当天暗示他总理病情恶化，爷爷坚持说:“不会吧，他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这么快就恶化呢？”又像给自己信心似地说:“有那么多好大夫，不会这么快！”晚上8点，爷爷从收音机里听到哀乐时，惊呆了。他不相信，他看每个人的表情，看到大家都很痛苦，他才一下子哭出来。陈毅去世爷爷也哭了，但这回他完全不能自已，痛哭流涕，一遍遍地向身边的人讲述周恩来的故事……爷爷是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最早结交的老朋友。遗体告别时，他用最慢的速度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很久都不愿意放下。接着几天他不吃不睡不说话，一直瘫在沙发里，身体极度虚弱。到追悼会那天，爷爷早就让人准备好车，还准备了从来不坐的轮椅，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大家去搀扶，他的腿是软的。爷爷大叹道:“这怎么对得起恩来啊？”流着泪看完了电视转播的追悼会。

　　医生顾英奇保持着一份详细记录。“1976年3月，老总开始使用轮椅，但还是能步行就步行，血压持续波动偏高，吃一点人参。5月偶尔犯心绞痛，其间两次因感冒住院，几天就康复了。直到6月25日，由于等待外宾时间过长而感冒，有点难受，但晚上还是让护士推着在院子里转，那天转完一圈要回了，他摆摆手，又多转了一圈。到26日早上，体温达37度，拉肚子。”医生都觉得不妥。“而且精神很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医生劝说爷爷住院，爷爷并不情愿，但还是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时感冒已经转成肺炎了，肺部感染严重，要打庆大霉素，但是要伤害肾脏，20多个各地来的专家会诊的一致意见是，先控制感染。”奶奶这时才紧张起来，她对我说，听到刘湘屏（谢富治之妻）问医生“还能拖多久？”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相信医生们的。7月1号烧退了以后，爷爷还把秘书叫来问有什么工作，秘书让他不要再操心。我妹妹朱新华从学校赶来时，爷爷抬起身笑着说:“我们的大学生来了……”但是他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排尿越来越少。紧接着全身脏器都衰竭了，7月5日排尿87毫升，爷爷陷入了重度昏迷。

　　爷爷入院前，我一直就在家中，入院后听说没什么大碍，我准备先回天津看母亲后返回部队。晚上刚到天津，就接到了奶奶打来的电话，说爷爷病重，让我迅速返京并转告其他家人。爷爷过世后，奶奶将爷爷生前的储蓄20306.16元作为党费，以及一件白虎皮大衣都上交给了中央办公厅。出乎意料的是，爷爷给我留了一张存折，不知哪年哪月用我的名字存的，我们家从来没发过压岁钱，但是生日过节都有小礼物，这就算是最后的礼物吧。1992年，奶奶去世前，我趴在她耳边问是否与爷爷永远在一起，她听懂了，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