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 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40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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