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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战后反思的看法
《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文章中对战后反思所说的基本是事实,但是其中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对“当时中国军队实际上只重视培养士兵,缺乏知识的士兵很难适应现代军官的指挥要求”的看法
我国兵役法规定的是适龄青年均有义务入伍,对应征公民的学历未做明确要求,一般情况下征集
的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公民。实际上,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各地情况的不同等缘故,在很多地方,农村青年初中毕业,城镇青年高中或初中毕业都能参军入伍,许多城镇青年都把参军当做曲线就业的途径。即便是高中毕业的士兵也往往不能及时掌握新装备,例如海军某舰艇部队装备新型雷达几个月后,首长上舰视察,看见雷达竟然蒙着布,感到奇怪,询问该部队长得到的回答是士兵都不会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埋怨人武部的同志没把好关,要根治这个问题就要对现有教育体制、退伍转业体制和干部体制等方面入手,这个问题就扯的比较大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实际上,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军官是国际通用的,也是验证过的有效做法,例如以色列陆军条令规定:任命一名军官之前,必须看他在作战部队是否当过班长。未当过班长的永远不能成为军官。目前建立士官制度,给予了士兵成为职业军人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一些弊病。 (二)对“开始摆脱文革时期僵硬的人民战理论”的看法 作者这话说的隐晦,但是意思是清楚的,无非是说人民战争理论不再适应当前形势了。人民战争理论并不排斥职业化军队建设,对理论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地方进行新的内涵和形式阐述加以补充完善是对的,但是放弃人民战争理论则是错误的,与时俱进并不代表彻底抛弃原有的东西,人民战争理论是我国国防的重要思想,放在现在也是有其重大的积极意义。现代战争,随着武器装备智能化、战场多维化、作战方式多样化、作战理论综合化的发展,军人和平民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需要有效制约侵略的职业化现代化的军队,也需要强大的随时可以投入作战的后备军和不穿军装的军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人民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不能削弱,而且需要大力加强。 八、我对1979年对越作战的一些看法 (一)越军与我军在战略战术素养上存在着的巨大差距 实际上,在1978年12月下旬,我军就封锁了边境,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发起攻击起见,对面越军调兵遣将,始终是严阵以待,对我军的攻击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应对预案我军很难达成战役的突然性,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强攻。而且我军一线作战部队合计25个师,对手是越军的正规部队15个师又9个旅(团)和大量的地方武装,除此之外,越军第一军,第二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在河内地区布防,战争开始后还向越北地区增援了两个河内卫戍师。兵力对比最多是2:1,我军作为进攻一方并不占绝对优势。 但我军大兵团作战能力显然非越军能比肩。“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军指挥员深谙此道,指挥大兵团作战得心应手,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运用得炉火纯青。在这样的作战思想指导下,我军每次攻击作战,均集中了绝对的优势兵力,志在必得。 反观越军的战略战术素养,除了少数部队战斗精神顽强,其他实在乏善可陈,少有可圈可点之处。越军在越南战争时期害怕美军的空中优势,很少进行师一级建制部队的作战,因此越军虽然久经沙场,但越军的指挥员普遍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另外,越南黎笋集团推行霸权主义政策,随着南北统一,美军撤出以后,军事战略也迅速改变。黎笋集团不顾国家经济实力,疯狂的扩军备战、穷兵黩武,1978年,越南正规军竟达100余万人,1979年军费开支仍然保持抗美战争期间的水平。再加上前苏联的支持和越军在解放南越、入侵柬埔寨时的一连串的军事胜利,黎笋集团被冲昏了头脑,过高的估计了越军的作战能力。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黎笋集团狂妄至极,致使越军的整个战略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当越军遭遇真正的对手的时候,被彻底打回了原形。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中,越军先是叫嚣“一线取胜”,“边境取胜”,在1347公里的边境线上处处设防,结果处处挨打!在2月17日开战后,在东起广西龙州,西至云南金平的边界上,我军14路大军同时推进,越军第一道防线仅3个小时即全面崩溃。 国境防线失守后,越军并未集中兵力,反而在黎笋的严令之下固守一城一地的得失,屯重兵于危城,又犯了兵家之大忌!越军各部队均被我军牵制,兵力分散,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必救,越军守其所不能守,完全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架势,战场态势一目了然!战争还未开始越军就已经输定了!西方有媒体比喻这场战争犹如“小刀切黄油”还真是很贴切,很内行的评价。 (二)关于我军在此次战争中暴露出来后勤保障等问题的解读 我军后勤保障薄弱与当时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环境有关。我军是人民子弟兵、国防军,不是世界警察。我国的国防战略开始是诱敌深入,层层削弱到现在的积极防御,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两种战略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都是根据形势和国情出发的务实战略。在这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战场环境设定之下,强大的后勤力量并不是当时军队建设的重点突出问题,而且由于国力限制,好钢要用到刀刃上,我军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合理足够”,这就说明并不必要所有的部队都拥有强大的后勤力量,举例说明边防部队、守备部队、非主要方向的野战部队等等都不需要具备诸如机械化部队的后勤力量。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等诸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在敌国境内作战,敌方几乎全民皆兵,热带山地丛林作战地域等综合因素促成,这是一场与我军以往战争都不相同的战争,也是第一次面对“人民战争”。 (也有评论说越军受我军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军的“影子部队”,并由此推论出越军熟悉我军的战术,我军因此而伤亡惨重。这话乍一听很对头,但别忘了,硬币有两面,我军也可以说是越军的“影子部队”,对越军的了解程度远非美军可比)。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次战争是完全在对方国土上进行的,有热带山地丛林作战的地域因素,也有我军第一次面对“人民战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因素,导致我军很多战法和措施受到制约不能运用,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例如我军各部队之间的协调不力,得不到当地民众支持,情报来源有限,等等。 比如高平之战,计划由41军一部在攻占朔江,42军主力攻占东溪,42军125师沿小路直取高平,形成对高平越军第346师的战役合围。但由于42军125师穿插迂回部队对敌情判断不准,情况处置不当,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42军主力(124师、126师)到达高平时,正准备发起攻击,接到友邻指挥部通报,说敌除原有部队外,852团也退守高平,有几十辆坦克。前线指挥员判断敌有三个团兵力,仅以42军主力攻击没有取胜把握,因而推迟了攻击时间。导致在战役合围圈内,战术上没有达成合围分割,延误了歼敌时机。 另外我军受文革的影响也很明显,文革时期生产的许多有质量问题的武器弹药遗害无穷,夺去了许多战士的生命(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小北京"因此而壮烈牺牲)。但是我军最后重创越北地区的越军,攻克军事重镇谅山,达成了战役目的。并在战后认真总结反思,对今后的军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部分资料转自网友老参谋、士官长、老兵的文章 参考书目和资料长篇纪实《中越战争秘录》、《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史讲义》、《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昆明军区后勤部)、《共和国空战纪实》、《舰船知识》杂志、越南《人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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