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高原铁骑-摄影:唐秀颖

图片说明:国产新型99式主战坦克高原行军
高原公路行军开始于那个很清静的早晨。
格尔木还没从睡梦中醒来,试验车队已整装待发了。
前一天傍晚,大队开了高原公路行军动员大会。熄灯前,李骏和李荣利又碰了一次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再次敲定预案,并要求各组负责人,提醒大家按时服用预防高原反应的“红景天”和“高原安”……
格尔木早晨的风很凉,给人很强烈的内地深秋的感觉。
高原迷彩,墨镜、陆战靴……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个人都全副武装。大家都被一种临战的气氛感染着。出征的感觉神圣而庄严。
还有一点点的紧张。
6点半,车队准时出发。
从格尔木到拉萨,预计三天路程,我们要在两个兵站住宿,第一站是沱沱河站,第二站是安多兵站,第三站是距拉萨近百公里的某高原兵站。
第一天,风和日丽。如果不是有或多或少的高原反应,这样的行军真是一种享受——车队几乎行进在高原独特的风景里。因为之前有认真细致的讨论,车队避开了“不冻泉生病,五道梁丧命”这些会加重高原反应的地方作为休息地。车队顺利通过昆仑山、可可西里保护区,以及海拔5000多米的风火山,于当日夜里十一点半,安全抵达沱沱河兵站。
可能因为沱沱河是长江正源的缘故,在这里能看到很多个“第一”:长江的第一座大桥“沱沱河大桥”,长江源头的第一所完全小学“唐古拉完全小学”,长江源第一座兵站“沱沱河兵站”……
这里其实也是《西游记》中提到的“魔瘴之地”:天高远,山雄阔,无寸草,少生灵。曾被认为是死亡地带的入口。
但这次,我们的车队除了有几个参试人员吸氧、呕吐,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的“躺倒”。
这真是个奇迹。
记者曾听所长肖顺旺讲过,1990年第一次进藏,车队抵达沱沱河兵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倒下了。当时有的昏晕不语,有的趴在那呕吐,有人将背包带捆在脑袋上,仍无法控制剧烈的疼痛……
在2002年的高原试验中,随队的关志伟医生也曾讲起夜宿沱沱河兵站时,巡诊到哪个房间,都是举得高高的等待输液的胳膊,齐刷刷的,那么多无助的眼神。那阵势都把关医生吓得忘了自己也在高原反应,待把全部病号安顿好,关医生几乎昏厥过去……
李骏说,这次大家身体情况好,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1990年的首次进藏,整整几天的公路行军是开着坦克前进的;二是2002年进藏,一路雨雪交加,恶劣的气候会加重高原反应症状;三是这次进藏,有前两次进藏的经验积累,计划考虑得更全面,尤其出发前一周就给所有参试人员发了“高原安”等,并提醒大家提前服用。
“你的脸肿得像被人暴打了一顿!”
我们的车队在沱沱河兵站吃过晚饭,已是夜里12点多。
给相机、手机充电,吃高原安,洗漱。上床时,已是凌晨两点。有些头痛、腿胀,睡不着。
一直到凌晨时分,才恍恍惚惚睡了一会儿。当被手机闹铃吵醒时,同住的小张突然叫起来:你的脸肿得像被人暴打了一顿!
镜子里的那张脸确实都肿得变了形,嘴唇和眼圈像被黑墨水浸过……
明显看得出,沱沱河兵站的官兵为了我们这顿早餐,下了很大功夫。可大家普遍食欲一般。不用细看,每个人的脸都有些走样。说起昨夜失眠,魏火明说,那也是高原反应所致。
看来,好多人都在昨夜经历了无法入睡的痛苦。
车队再次出发。刚出沱沱河,天就下起小雨。天色也变得昏沉沉的,不像是高原的早晨。
李骏给李荣利通话,提醒车队拉开车距,小心行驶。
正说着,小雨变成了小雪。气温下降得很快。身上套了两件毛衣还是感到冷。
按计划,新型战车要在海拔5321米的唐古拉山口做翻越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全体参试人员将在那儿留一幅“全家福”。
可是计划被这场没有预兆的天气状况打乱了。

图片说明:备战公路行军 摄影:李骏
整个视野里,只有战车,战车,战车!
车队到唐古拉山口之前,一直都是时雨时雪或雨雪交加。等大部队集结在唐古拉山脚下时,细雨薄雪已变成了雨雪夹冰雹!
气温骤降,氧气更为稀薄。
很多人穿上了皮大衣。但潘宏运和郭青等几个战车驾驶员仍坚持穿着单薄的作训服,他们觉得这样更方便操作驾驶。
作为经验丰富的试车员,潘宏运和郭青比别人更清楚,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做战车性能试验无疑是十分难得的机会。但因空气太稀薄,战车发动机动力跟不上,试验的难度也大到无法预测!
他们要把新型战车从平板拖车上开下来,完成卸载,集结,驭战车翻越山口,然后再把战车开上平板拖车……
几个看似简单的环节,在风雪交加中,几乎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冻得有些犯困的潘宏运不断地提醒着自己,清醒清醒再清醒!
头痛欲裂的郭青则在心里重复着:坚持坚持再坚持!
总指挥李骏站在山口的最高处,看着风雪中的车队,这些都是曾经与他并肩战斗过的官兵,他太了解他们了――平日里可能看不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可是越是在恶劣环境下,他们越会显出响当当顶天立地的那一面!
大队长李荣利从高原行军开始时,就表现出严重的高原反应。为保持正常的指挥状态,他一直在车内吸氧坚持。此刻,他拔下氧气管,站到了车队的最前列。
黄晓军高工、试验大队副大队长魏火明,都站在各自战车的指挥位置上。
他们的坚韧和镇定,给整个车队的试验官兵以莫大鼓舞。
尽管宽大的迷彩服里套上了所有可以御寒的衣物,可记者仍在风雪中不停地抖着。寒风锋利无比,一刀一刀地割着耳朵和脸。负责警戒车辆的士官罗阳见状,把他的皮大衣塞给了记者,又迅速回到岗位上。
中午12点,试验正式开始!
新型战车以不可阻挡之势轰隆隆地翻越唐古拉山口!
刹那间,突然感觉风停了、雪住了,冰雹打在脸上也不疼了。整个视野里,只有战车,战车,战车!
在战车巨大的轰鸣声中,记者突然想起魏火明曾说过的话――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电视里看天安门广场阅兵。当新型战车轰隆隆驶过,他对家人说:“看,那最新型的装甲战车,就是我们试验定型的!”
就是因为心里装着祖国,装着胜利,他们才能以如此大无畏的精神,接受着如此的严酷考验,才能如此以气吞山河之势翻越“生命禁区”!
试验取得圆满成功!除了因天气原因,试验大队的集体合影没照成,其他计划均完成得很圆满。
一直眉头紧锁的李荣利,此刻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他对记者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做这个海拔高度的试验,不仅仅新型装备是第一次,对整个试验场来说也是第一次――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图片说明:从平板拖车上将新型战车开下来
“装甲装备的试验,哪里只是战车的试验,其实更是对人的考验!”
车队继续在风雪中前进。
同车的李骏很感慨地说,这种新型装甲装备的试验,哪里只是战车的试验,其实更是对人的考验!
确实如此――在高原,他们要与严重缺氧抗争;在寒区,要与零下近50度的低温搏斗;在海上,他们要与风浪作危险角逐……这些严酷的自然环境,既检验着装备各种性能,更检验着官兵的精神状态与生理极限。
而且,为拿到完整数据,一次试验,往往要跑完一个战车的寿命。
可以想象,当一个钢筋铁甲的战车走向生命的尽头,以血肉之躯相伴的试验官兵,又会遭遇多少千难万险,经受多少脱胎换骨的考验!
1990年第一次进藏,肖顺旺负责火控系统的试验。因为高原空气稀薄,空气动力、阻力等都与平原地区不一样,试验初期并不顺利。一次,一发炮弹打出去后,没爆。肖顺旺他们在附近村庄找到了那枚哑弹。
怎么办?专家说要引爆,但总不能在藏民生活的村庄里引爆吧?
肖顺旺就怀抱炮弹,坐着212吉普向山里开。
山路崎岖颠簸。肖顺旺很清楚,这样的哑弹,你希望炸时,它可能没有反应,可在你没注意时,它可能就炸了……可不管怎么样,都要让这颗弹离村庄远点,再远点。肖顺旺把炮弹紧紧地抱在怀里,尽量不要让它受到外力“刺激”。
半路上,突然远处有炸山的炮响了,把另一辆车上的科研处处长吓坏了……
此次在翻越试验中一显身手的老兵潘宏运,也曾直面过死亡――那年的南方海上试验,因机械故障,坦克沉入海底,驾驶室很快被灌满了水,他的肚子里灌满了机油和海水……如果不是在千钧一发时被弹出驾驶舱,他将永远也见不到刚刚出生9天的女儿……
这样的事业,没有非凡的吃苦奉献精神,是断然坚持不下来的。
“既然是研制中待定型的装备,各项性能指标肯定不是十全十美,否则,我们的各种试验也就失去了意义。”魏火明曾对记者说。
研究所政委原路曾给记者介绍过,魏火明是当年从南方战场猫耳洞里走出来的大学生,当时报纸为此还报道过。他1989年毕业,1990年就参加了第一次进藏试验。那一次,魏火明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公路行军中,因路况不熟,后面的坦克在下一个陡坡时刹车不及,炮管从前车上他的腋下直直穿过――如果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一晃19年。从一个年轻的测试员到新型战车试验的组织者,魏火明最大的追求,就是所负责试验定型的战车,能尽早地接受祖国的检阅、战争的检阅!
首次进行海拔4500米阶段性的试验
试验车队按计划如期抵达高原试验场,各项适应性试验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
高原试验场在海拔4500米处。这是试验场官兵第一次在这样的海拔高度进行阶段性的试验。
试验大队住在高原某兵站。这个坐落在海拔近4300米的小小兵站,也是第一次长时间住着这么多内地试验人员。
每天,试验大队六点半出发去高原试验场,中午由后勤人员送盒饭,晚上试验结束后,还要接着忙到半夜。
李荣利对记者说:“来一次高原不容易。各项数据的整理,各种问题的分析,各个故障的处理,我们要求尽最大可能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各试验组当日都要拿出小结,试验大队也要把当日的试验情况汇总报北京。”
“2007年8月1日,晴。试验情况:系统调试;可靠性行驶……故障情况及排除:(1)左侧履带挂胶板体下凹,更换……”
这是高原试车日志的一页。负责记录日志的是季文龙,2003年才到试验场的研究生。这个年轻的科技干部因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已获过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试验场,像季文龙这样年轻就荣誉加身的,还有几人。
是的,这个集体从诞生之日起,曾涌现过战车“黑匣子”专家张发兴、“军中炮王”王治功、人机环专家吴圣钰等一大批蜚声军内外的先进典型,他们都曾为我军装甲装备又好又快地发展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也在整个后来人心中树立了无形的标杆。
如今,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又在试验场这个不平凡的集体里、在迎接军事变革的大潮中,与新型装备一同得到摔打和砺炼,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切身体会到,多大的荣誉,意味着多大的责任。

图片说明:战地午餐------摄影:唐秀颖
“当祖国需要上战场,我将是驾驶战车冲在最前面的勇士!”
在高原试验场,记者还熟悉了另一个群体——战车驾驶员。
在聊天中,记者认识了一个叫申建军的驾驶员。今年27岁的小申,去年在一次寒区试验中,坦克档风盖突然落下,砸在他左手食指上,当时天太冷,没什么感觉。直到摘下手套,才发现食指没了!再看,发现那一截在手套里!小申举着一个假手指对记者说,我左手虽然残了,可右手是好的,不影响我继续做试验!
记者还见到了郭青。聊天时,感到这个年轻人天生就是开坦克的。
郭青当兵才5年,可各种车型加一块,已开了3万公里以上。
长时间被淹没在坦克的轰鸣中,郭青感到很寂寞也很充实。他常常边开坦克边想,这要是开到战场上去多好。“无论将来在哪里,当祖国需要上战场,我将是驾驶战车冲在最前面的勇士!”
在郭青和他的战友看来,这将是一个军人的最大荣誉。
“扛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创造新的更大的荣誉”
在高原试验场,还有一个群体很引人注目,这就是“野外综合测试”小组,由试验场测试室高工刘慧丰、李远哲等组成。
据李骏介绍,我军装甲装备由早些时候几年一个型号,到现在一年多个型号同时试验,“野外综合测试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记者也亲眼目睹过“野外综合测试系统”。是2002年,也是在青藏高原。那天,记者所乘的试验车辆突然抛锚。当时的感觉真是天高地远,孤独无助。大家正一筹莫展,远在30公里以外的维修人员已赶到——对故障车实行“远程会诊”,这是刘慧丰他们研制的“野外综合测试车”初试锋芒。
这与早年测试人员挤在驾驶室里,靠手掐秒表、怀揣传感器的老办法比,几乎不能同日而语。
“如今的新型战车,不但都装了这套系统,而且经过几年的完善,已真正做到了同步测试、功能分层、综合评价,解决了多个样车的同时测试问题。”
根据我军数字化装备建设的需要,刘慧丰和他的小组已经在着手更前沿项目的研究:“我们要迎接更大的挑战,扛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创造新的更大的荣誉。”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
是啊,只在高原试验场,记者对官兵所面临的挑战感同身受——随时都可能遇到来自环境的、技术的、生命极限的挑战。可那些可爱的试验官兵说:对我们来说,挑战,其实是一种动力!
“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在试验场官兵眼里,再恶劣的条件、再艰苦的环境、再危险的境遇,也动摇不了他们为履行使命提供优良战车的信念,更阻挡不住“陆战之王”不断向前的滚滚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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