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进入专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70年前，黄华是燕

京大学四年级学生，他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于是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斯诺准备去陕北采访，想请黄华陪同并做翻译。《百年潮》2006年第10期刊登了黄华随斯诺访问陕北并见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全过程。

　　以考察西北银行事业之名悄悄动身

　　1936年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问题是时间上有冲突，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包括我这名翻译在内的去苏区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密语，电告他留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斯诺，然后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海伦也是一位才华出众、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作家。

　　斯诺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

　　我不露声色，还应付了一堂考试。我请燕京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各方予以关照。这时我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路费的需要，便找海伦借了30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上述约定的情况。他表示同意。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您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小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我上了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到达西安，住进鼓楼大街西北大旅社。我如约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我敲门后走进房间一看，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得知他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因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也是我的终身挚友。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刘鼎同志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当时张学良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权。1935年10月，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同东北军进行过两次交战，东北军损失惨重。经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的深入交谈，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深感中共和红军关于抗日的主张和相关政策十分正确，态度真诚，光明磊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因而佩服之至。从1935年底起，双方前线部队已约定，两军实际停火，互不侵犯。共产党派了叶剑英、邓发等高级军官秘密驻在西安东北军司令部，负责沟通联络工作，穿东北军军服，佩戴军衔领章，以便往来于西安和保安之间。

　　两名自称是国民党省部的人企图搜查我的房间

　　斯诺一行出发北上后，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等候。这时，遇到一次政治麻烦。我在西北大旅社住的房间在二楼。一天，有两名自称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人上楼，要强行进入我的房间，看来是要盘问或搜查我。我站在房门口不许他们进来，引用《六法全书》的有关章节说，未经本人同意或不出示官方授权的执行公务的正式文书，他们无权进入我的临时住所，无权搜查。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此行任务是来考察西北的银行事业。他们问我要见什么人，我说首先要拜见张学良副总司令。谈话中我听口音知道他们都是陕西人，就提到陕西省的有名将军高桂滋，说他的千金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她这个暑假就要同南京军校的某某先生结婚等等，问他们知道么？他们忙说：“啊！知道知道，原来是自己人，误会，误会，有所冒犯，请原谅。”这时我说，既然是朋友，现在我请你们进来坐，我的衣箱就放在床底下，你们如要搜，请便吧。他们很尴尬地说，不必了，真对不起，请原谅。然后他们就急忙告辞下楼，同守在旅馆门口的两个便衣一起走了。

　　刚到西安时，我曾到我认识的一位东北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车向忱老先生家拜访，不巧他不在，我给他夫人留下了旅馆的地址。国民党特务来查找我的第二天下午，车老来旅馆看我，我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说：“这里很复杂，你不便在西安久留。”他说他会及时把发生的情况转告刘鼎。此后两天，刘鼎和刘向三先后到旅馆来看我，说北上的安排业已就绪。我当晚同旅馆的老板结了账，佯称约了朋友第二天一早去临潼旅游。

　　次日清晨，刘向三和东北军一位上校开了一部军车来到旅馆，接我上车。在车上我看到已有王林、徐行和另一位较年长的同志，都穿着东北军军装。我也在出城门之前，换上东北军军装。从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里路，我们的车走了两天多。过三原、宜君和洛川时，有军事检查人员问话，由护送我们的东北军上校出面应对。在旅馆住宿时，上校有时找卖唱的歌女进屋点唱歌曲，付费也不寒酸。第三天中午，军车开到肤施（延安）城内的东北军办事处。前面没有公路了，我们同上校握手告别，走出延安北门。刘向三担任向导和指挥。我当时又渴又饿，问他是否可以停下来吃点东西。他说，不行，这里是三不管地段，常有土匪、民团出没袭击。我们沿城外土路北行，赤脚蹚过延河，直奔杨家岭坡上。这时，我们侧后河边有东北军的哨兵喊话：“谁？口令！我要开枪啦！”接着就听见哨兵拉枪栓的响声，但没有射击。刘向三叮嘱我们：“别理他，走我们的，快走。”我们在茂盛的草丛中弯下腰快速爬过山梁。这天下午和夜里，我们走了约30公里路，直奔安塞方向。在进入一条比较开阔的平川后，步伐可以放慢了。我们从延安步行的当天夜里到达了红军的防守地区。此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啊！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和大声说话了！

　　大概是7月20日晚上，我们一行到达陕北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白家坪。当晚，李克农和边章五在灯光下询问了我的个人经历和党的组织关系。我很高兴地把一切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我见到了自己早就心怀崇敬的周恩来，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称呼他周副主席。他蓄着黑里透亮的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灰布军服，笑着伸手欢迎我们，问我们北平的情况。我简单介绍了平津学生一二·九运动和斯诺的情况，把那本紧紧揣在怀里的文学杂志交给他，说里面有鲁迅先生最近发表的那封充满激情和正气的信（指鲁迅1936年6月9日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请他阅转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