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开始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必将是不平静的一年。然而，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不平静甚至是危机来得如此迅猛、广泛而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正站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这场危机如果应对和处理得好，中国的崛起将蒸蒸日上，势不可挡，如果应对和处理得不好，中国的崛起将会面临更加险恶艰难的局面，甚至有可能丧失“伟大的历史机遇期”。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

比晚来好。如果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当前的危机？我认为，应当认真思考以下十个重大问题。
　　
　　首先，需要贯彻的思维原则。
　　
　　这些思维原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但经常把它教条化，不能灵活运用，以至反感、抛弃。这些思维原则一点也不抽象，一点也不复杂。恰恰相反，最深刻的道理最简单，“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不能把这些人类智慧的精华只当作死的教条留在书本上，而要化为指导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具体原则。
　　
　　1、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辩证思维。
　　
　　我们要提高从纷繁复杂的表现现象中看到本质、抓住关键的本领，特别是要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迷雾。比如要分析某种言论和行为，首先看这种言论和行为对谁有利？对谁有害？

　　2、分清团结和斗争的对象（敌友）。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的名言。这也是我们看待国际问题的首要原则，但具体做法和那个时代有所不同。
　　
　　关键是三个分清：一定要分清哪些人是出于不同目的真心反华，哪些人是受到不良媒体和政客的蒙蔽而被动无知地反华，哪些人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善意和建设性的批评；一定要分清哪些言论和行为是出于不同价值和利益对中国的批评，哪些言论和行为是出于无知、偏见和敌意对中国的攻击、侮辱；一定要分清哪些言论和行为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挑衅，哪些言论和行为是对全人类文明底线的挑衅。这三个分清是我们面对和处理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时最重要最甚大的问题。分不清这些，就无法采取正确恰当有效的行为。
　　
　　3、和而不同的思维原则。
　　
　　我非常推崇“和而不同”的原则和方法的重要性，即注重思想文化的相对性和多元性，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求同存异）和共同行动，最终目标是“和谐世界”。世上任何事物和价值都有相对性（也许只有相对性本身才是绝对的），都要把握“度”，用中国古人的话说“过犹不及”、“极高明而道中庸才”，用西方的话说“对立统一”。众多的相对性相遇，就是多元性。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追求全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绝对化、极端化、单一化、同质化显然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在人类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中，由于思想和行为的绝对化、极端化导致的危害和悲剧比比皆是，教训极其深刻，后面我们会具体谈到。
　　
　　4、自主基础上的多元宽容。
　　
　　自主自立自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处理国际问题的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底线；多元宽容是更高价值，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更高价值的追求。
　　
　　5、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还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团结求团结则团结亡”等等，这些是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也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至今仍然非常有用。
　　
　　6、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是孔子的名言，意思是说，以怨报怨、以暴易暴固不可行，以德报怨，一味的妥协退让也不可行。而要以公正回报（敌人的）怨恨，以美德回报朋友的美德。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问题一，西方反华势力挑起这场风波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部分西方媒体、政客乃至人民如此非理性地、广泛地、持久地进行反华、辱华行动？
　　
　　这是西方国家面对中国和平崛起、自身霸权失落的必然反应和行动。这是中国伟大复兴、和平崛起逃不过去的严峻考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所谓“老欧洲”相对于美国来讲行为更加极端。从这点上讲，中西这场交峰是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国际秩序重新洗牌的开始，其历史意义也许超出很多人的评价。西方反华势力的目的是为了谋求“藏独”吗？是为了抵制奥动吗？
　　
　　就象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来不是为伊拉克人民的自由和民主一样，西方反华势力的核心和长远目标绝不只是抵制奥运，更不是为了西藏人民的“自由”，而是遏制中国崛起，维护自身霸权。通过一切手段、尽一切可能遏制中国的崛起是西方国家始终不渝的战略目标，这是这场危机来临的必然性，而它发生在2008年奥运之前则是偶然。
　　
　　因此，以宣传西藏真相和办好奥运来反击西方反华行动，固然有用，但不是最有效的。甚至，我们的奥运会办得越好，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的遏制和攻击会越强烈。
　　
　　问题二、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说这场危机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考验？为什么这次西方反华势力的挑衅激起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愤怒”和声讨？
　　
　　西方反华势力和国内各种分裂势力选错了时机、工具和对象。奥运会是什么？是全人类的体育盛会，奥运精神是什么？是西方人发明又被全人类所接受认可的和平、友谊、进步等“普世价值”。西方反华势力自己反对自己发明又被全人类普遍接受认可的“普世价值”，并用来攻击中国，这是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西方反华势力的目的（反华）和手段（反人类价值）是不一致的。这就注定这场反华的危机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注定会引起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正义的人民一致反对。因此，这点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在反击中，应当首先强调西方反华势力的所做作为首先是对全人类普世价值的挑战，其次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样才能更好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赢得国际上更多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问题三，媒体的守则是什么？媒体与人民、政府是什么关系？
　　
　　除了西藏314事件和“藏独”分子对奥运圣火的攻击，真正引起此次危机的导火索是部分西方媒体和政客的表现。我们如何来理解媒体的自由、公正与客观的守则？
　　
　　西方媒体经常强调自由是第一价值，其实，从理论上讲，媒体的真实（相对于“客观”，“真实”更确切）、公正和互相尊重是第一位的，是底线，大于其他价值，没有真实、公正和互相尊重，其他价值无从谈起。西方部分媒体和政客对真实和公正的公然践踏，正是这次激怒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周老虎”事件中，某些个人和组织是否造假比华南虎存在与否本身更重要。面对各种信息和事实，媒体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有不同的评价，甚至可以“选择”信息（任何媒体也无法保证传播全部信息），但媒体不能伪造、歪曲信息，不能对任何受众进行人格的侮辱和尊严的亵渎，不能违反相关国际国内法律。
　　
　　事实上，某些西方媒体利用信息的垄断推行信息霸权，利用信息武器达到物质武器达不到的目的，是其一贯的宗旨，在冷战后更加变本加厉。材料选择、颠倒黑白、造谣污蔑、价值偏见、双重标准是某些西方媒体的传家法宝。在苏东剧变、“颜色革命”、亚洲金融危机、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充满偏见、污蔑、谣言的西方媒体起到了恶劣的推波助澜甚至导火索的作用。
　　
　　我们不能堵住偏见和污蔑的嘴，但我们可以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主动地把我们的真实情况传达给西方媒体和人民，让双方互相了解，用西方人理解的手段反击西方媒体和人民的无知和偏见，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但绝不能止于此，后面我会谈到。
　　
　　关于媒体、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重要的问题，这里无法展开，另撰文探讨。只强调一点：媒体与人民、政府的关系应当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在国际交往中，民间声音的表达和民间利益的诉求是在政府外交之外必不可少的因素，其重要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会日益加强，这点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问题四，什么是自由与公正？
　　
　　学者徐小平的文章对这一问题的观点非常好，推荐大家读一读。
　　
　　自由与公正是人类两大基本价值，比其他价值更具根本性。从理论上讲，自由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公正主要是社会的公正，二者实际上是人们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的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对立，也可以统一，过度的自由必然损害公正和秩序，过度的公正必然损害自由，所以应当把握合适的度。自由走向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公正走向极端是平均主义和专制主义，两者都不可取。更重要的是，享受自由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自由的后果（责任），追求社会公正必须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总结人类历史和现实，在自由与公正之间有一个规律：总体来说，在国际上，强者要求自由，弱者要求公正。在国内，强者要求秩序，弱者要求自由。认清了这一规律，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历史和现实中很多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如此？简言之，在国际上，强者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可以享受自由的好处，承受自由的负面影响（过度自由破坏公正和秩序），而且可以用自由为武器来侵害和控制弱者；而弱者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无力承受自由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防止强者运用自由民主的武器侵害、控制自己，所以强烈要求国际秩序的公正和平等。在国内层面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思考。
　　
　　从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直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特别是国际层面）仍然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为主，和平、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是对“丛林原则”的制衡和提升。因此，西方国家反华辱华行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民主，而中国人的反击也绝不是为了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而是反对不公正，维护正义和真理，这也就是anti-cnn网站的宗旨之义。认清这点，有助于避免陷入极端反西方和极端民族主义，也有助于争取最广大世界人民的理解。
　　
　　问题五，怎样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的关系？
　　
　　民族主义不等于“民族中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不等于反西方，“普世价值”不等于西方价值，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
　　
　　合理合情合法的民族主义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本能和安身立命之本（看看美国人民在“911”之后的表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它如此敏感，更不必动辄以此来指责别人。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民族要共同生存，如果各民族都奉行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中心主义”，则必然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尊重理解交流才如此重要。
　　
　　“普世价值”不等于西方价值，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不言自明的道理，可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因为自身的偏见和利益而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价值，中国某些人因为无知或别有用心的目的也错误理解两者关系。追求“普世价值”不是强者用来奴役弱者的工具，反对“普世价值”也不是弱者用来反抗强者的借口。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责任把自己的优秀价值贡献于“普世价值”，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缺点错误强加于“普世价值”之上，或者把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奉为普世价值，把不利于自己的价值奉为反普世价值。某种价值能否成为“普世价值”，在于全球最大多数人民的“公认”，而不是某些人的“自封”，“普世价值”的实现绝不能靠武力和霸权强制推行，而要靠全球人民的自觉认可和接受。
　　
　　因此，“普世价值”一定不是什么高调，而是全人类都应当遵守的“底线”，即不同民族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最基本最重要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什么民主、自由、人权，而是“互相尊重”，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国际思想学术界已经把孔子的这一观点奉为“普世价值”或“全球伦理”的第一原则），还可以加一句，“已之所欲，勿施于人”，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我反对你的言论，但我捍卫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就是“你可以反对我，但至少要理解我，你可以不理解我，但至少要尊重我”。不同民族和国家只有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沟通对话交流，才能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点道理对于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都通用，这点道理本来非常简单，但实现起来却很难。世上很多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的背后，恐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他者的尊重。对于人类整体利益来说，最可怕和最需要防止的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极端主义”，因为任何价值无论其自身多么美好，一旦成为偏见，“党同伐异”，走向极端，必然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导致很多悲剧，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人类至今并没有很好地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还要强调的一点，无论我们立场、身份如何，在应对国际问题时，都不要被任何宏大的意识形态语言吓倒唬住，更不要用宏大的意识形态语言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而要看这些意识形态字眼背后的真实意义和诉求。
　　
　　问题六，爱国的“激情”与“理性”的关系。
　　
　　激情（情感）与理性是人类文明的一对重要矛盾。二者从来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激情不等于反理性，理性不等于无激情。无理性的激情是盲的，无激情的理性是空的。激情不是“匹夫”之勇，理性不是“乡愿”之懦。爱国必然有激情，激情必须有度，理性是对激情的引导和发挥，共同服从于爱国的目的。
　　激情不等于反理性：爱国的激情首先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基于本能的热爱，其次是有利于自己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切实言论和行为。
　　
　　理性不等于无激情：无情未必真豪杰。应当认清某些“精英”利用所谓理性压制反对民众的激情、掩盖自己的懦弱的真面目。
　　
　　这里我要特别谈谈对“愤青”和“汉奸”等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危害。“愤青”一词本来是中性的，但现在越来越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价值评价和价值批判的工具，某些人把“愤青”污蔑为“粪青”（对自己民族的如此大的群体进行污蔑的“人”，和CNN的卡夫蒂们没什么区别，没有资格做一个真正的“人”），定性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多数愤怒青年们也不敢公开地戴上这顶帽子，少数戴上这顶帽子的人又倾向于极端，反过来证明了反对者的观点。这里，我想为“愤青”正名：第一，它不过是指那些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强烈感情和责任承担，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有批判精神，“铁望担道义”的青年，绝不等于极端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林则徐、左宗棠到康有力、梁启超，从孙中山、黄兴到鲁迅、毛泽东，按现在的标准无一不是“愤青”，然而正是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第二，对于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仅有“愤怒”和一腔报国热血是不够的，还要有实际报国强国的能力。因此，我赞同把“愤青”改为“奋青”，一代奋进奋斗有为的青年，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主力。
　　
　　对于“汉奸”也应避免扩大化和意识形态化。
　　
　　问题七，价值观和实际利益哪个更重要？
　　
　　在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领域，我们常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和群体激烈诉求的言论和采取的行为表面上看有损于自身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做？是出于无知吗？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深入分析起来，最主要的是深层次的价值观支配着这些言论和行为，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有时与实际的利益，特别是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不一致。这就是古今中外的“义”与“利”之辨，“尊严与面包”的矛盾，用赵传的歌说就是“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矛盾而不知如何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价值观高于实际利益，有时与实际利益相符合，有时不符合。这是不是说人们都是非理性的？摒弃虚的价值观，而追求实际利益（实用主义）是不是更好？其实不然。价值观无论多么“虚”，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最高利益，而实际利益（经济利益）并不是唯一的利益，在维护和推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点上，价值观和利益是统一的。简言之，价值观追求的是“大利”和“公利”，在现实层面往往与“小利”和“私利”不一致。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西双方的敌意的程度并不与了解和交往的程度必然相关，而与双方利益的矛盾程度必然相关。因此，主动地把我们的真实情况传达给西方媒体和人民，让他们了解我们，这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揭露西方反华势力背后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并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切实地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利。
　　运用这一原则，我们来分析“抵制外货”事件：
　　
　　单从（短期）经济利益上来看，抵制外货当然不恰当，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单纯抵制外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正是在这点上，许多人主张反对抵制家乐福。
　　
　　但是，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短期）经济利益是不是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目标？抵制外货的目的是否纯为经济？如果答案是，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恰当，如果答案否，那么这种行为有其合理性。正如很多人指出的，我们不是为抵制而抵制，而是为了向对方表达我们的力量和诉求，不是真的拒绝商品和贸易的交流，而是让对方承受其错误行为的应有代价。因此，我建议：1、与其单纯抵制外货，不如提倡“支持国货”，只有国货真正做好做大做强，才不必刻意地去抵制外货。2、即便要抵制外货，一定要持续地集中精力于一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目前不宜将抵制行为扩大化。3、抵制外货（商）的最佳做法是不买其商品、不去JLF，而不是举行游行集会示威。目前，武汉、合肥、青岛等地发生的事情，我从情感上非常理解和支持，不过，既然已经充分表达过我们的诉求，就不必再扩大化了，不去JLF，不买法货，比去门前抗议更有效！
　　
　　问题八，如何认识和对待国内不同意见和反华势力？
　　
　　一切斗争从来都是“里应外合”，这次也不例外。比起对国外反华势力的斗争来说，更麻烦的在于如何揭露国内的反华势力。我们必须分清三类人：一是与国外反华势力勾结，完全站在反华立场上的人，二是受国内外反华势力的蒙蔽而有错误观点和行为的“无知”的人，三是出于爱国的目的而对国际国内问题有不同观点和价值观的人。第一类人是极少数，但危害很大，应当及时揭露其真面目，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这种斗争也要对事不对人。对后两类人我们应当宽容团结，允许不同意见和价值观存在，不能一看到不同的言论就一棍子打死，不要乱扣帽子，比如少数人因火炬手金晶不赞成抵制JLF而对她的批判就很不可取。这里谈谈我个人对以“长平”为代表的个别媒体和“精英”的看法。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国人，曾经是“长平”们、“南都们”、“南周们”的“粉丝”，我们曾经为其在对待国内问题上，大胆地追求真相、维护公正、追求言论自由的精神和行动而感动，他们也一度自封或被封为“中国媒体的良心”。所以，在前段长平们刚刚发表对奥运的言论时，我在疑惑之余，宁愿认为他们是有点幼稚和理想主义，被美丽的“普世价值”一叶障目，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我更多的是惋惜，希望他们能认清事实，澄清自己的立场。但是，其后的事实一再证明，这一次，“长平们”的光环和神话被他们自己彻底打破了。长平公开发表文章全力支持“抵制家乐福”，为什么有180度转变？我看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一直都“别有用心”。这点是我一直不愿意看到而不得不承认的。所以，我真的不恨他们，而是感到痛心，我不赞成用“汉奸”来称呼他们，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几千年以来“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屡屡不绝的事实。我不会象“愤青”那样一味去批判他们，就让其做个反面教材和清醒剂。
　　
　　问题九，下一步应当怎么做？
　　
　　第一，变被动为主动。
　　
　　不能老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要学会掌握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国际舆论的话语权。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用各种方法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主动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平等对话和交流。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动权。
　　
　　第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少数反华和分裂势力。
　　
　　在政府方面，过去做得很好，但还不够，比如对于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对于西方对华友好人民，以前可能重视不够。个人方面，特别是广大网民，也要提高自己的认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合理合情合法地认识和处理人际和国际关系。
　　
　　第三，做最好的期望，做最坏的准备。
　　
　　这次危机让我们看到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真要感谢这些西方反华势力。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丢掉幻想，不要害怕，不要退缩，敢于斗争，斗而不破；战术上要重视他们，全面深入了解其动机、目的、行为，积极应对，做好万全的准备。政府、社会和广大民众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团结协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奥运会前后，不但“藏独”，而且“疆独”、“台独”（请注意最近美国“驻台办事处”的新动向）、FLG分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五毒合流”的局面很可能出现，极少数西方反华势力可能会在国内外、各领域进行破坏奥运、攻击中国的行为。比如，如果有人进行自杀式袭击等恐怖主义活动怎么办？有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有非体育的言论和行为怎么办？有国外媒体在国外进行煽动破坏活动怎么办？
　　
　　问题十，我们的得失和未来展望。
　　
　　在这场危机和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什么？
　　
　　第一，我们看到、听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广大青年（所谓80后）的激情、理性、自信和智慧，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财富。这一点，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第二，我们得到了对西方人和西方价值观的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应当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偏见，更清醒、更理性、更务实地与西方人打交道。
　　
　　第三，我们得到了对这个时代的更深刻理解，我们对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思考，我们对互联网的伟大价值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如果没有互联网，就不可能有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及时有效的反击，不可能有海内外中国人如此团结有力的言论和行动。在互联网上，也许你只是点了几个网页，“顶”了几个帖子，发了几篇文章，看了几段视频，你个人的言论和行为非常微不足道，但这无数微不足道的声音汇集起来，就成为谁也无法忽视的洪流。
　　
　　在这场危机和斗争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或者说，要吸取哪些教训？这里只提出几点供大家思考，不再展开：
　　
　　我们的对外宣传（特别是民间）做得很不够。
　　
　　我们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各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够。
　　
　　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自主权不强，容易受制于人。
　　
　　我们对广大爱国青年的认识和引导不够。
　　
　　我们在国内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教育有很大的缺陷。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我们身分、地位、年龄、学历、价值观如何不同，都努力做到耳聪（开放的耳朵）、目明（雪亮的眼睛）、脑清（清醒的头脑）、心热（赤子之心），而后行健（脚踏实地的行动），那么，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个人的成功将指日可待，中华民族也必将为全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为中国江苏网－鼎盛军事网友观点，不代表东方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