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美国防大学2006年举行的台海战争军事推演中，假想动用B-2A轰炸机、F-22A、F-35隐形战机对中国沿海大城市进行轰炸。（资料）

图片说明：解放军目前已经在沿海重要城市大量部署S-3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资料）

　　编者按：濒临海洋的沿海地区，受海洋的影响，一般都是生态环境优美、适合人类居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精华地区”，世界人口的6O%居住在距海岸100千米的沿海地区，如何保卫这一人口与经济的“精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军事上的一大难题。在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里，虽然经过几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但以“沿海都市圈”辐射出的沿海经济带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策源地的同时，也已经成为我国军事安全的最薄弱方向和国家安全的“人质”。为此本期的“蓝色PK台”发表了两个不尽相同的观点，以启发读者在这方面的思考。

　　“沿海都市圈”防空的重要性

　　随着沿海地区在国家安全中地位的增强和财富的聚集，其已经成为我国面临海空威胁最为突出的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这基本上都是环境条件好、经济发达、人口承载力高的地区。

　　沿海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地区

　　除台湾之外，我国沿海11个省市总面积133.4万平方千米，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4%；人口约5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9%。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中，沿海地区人口承载力最强，达到372人／平方千米，三个地区人口密度之比为25：13：1。由于沿海地区具有临海的区位优势，对外经济联系方便，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创造出占全国57.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61.6%的财政收入。而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三角洲地区以仅占全国1.5%的土地面积和8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29.96%的生产总值、13.1%的财政收入、64.4%的进出口总额和26.5%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成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核心地区。

　　“沿海都市圈”是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支柱

　　预计21世纪上半叶，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仍将集中在沿海地，而发挥骨干作用的将是人口聚居的“沿海都市圈”。按照“十五”、“十一五”分别年均增长9%、8%的速度测算，2009年沿海地区将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到2010年，GDP将达到12.5万亿元，届时人均GDP将超过2800美元。虽然增幅低于1990年代水平，但沿海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仍将保持上升趋势，预计到2010年GDP将占到全国的60%左右。此外，据统计，目前现代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个省市有10个位于沿海地区，其中上海最高，达73.3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9个百分点。可见，以上海等“大都市圈”为核心的沿海经济带将成为我国21世纪经济的未来。

图片说明：解放军S-300远程防空导弹属于面防空系统（资料）

　　“沿海都市圈”面临的军事威胁

　　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强国均将海上力量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作为发展重点。专家认为，地球上70%的居民生活在距海岸线320千米以内的陆地上，有近80%的国家首都距岸边不超过500千米，即处在海军海上火力射程内。因此，西方海军强调海上作战不但要剥夺敌方近海、近岸的制海、制空权，而且要剥夺敌方距海岸线1000千米内的制陆权，主张海军应大规模直接参加陆战，从近海、近岸发起对陆战争，以增强海军对陆上战局进程的影响力。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为了压制敌防空火力，达成打击的突然性，减少伤亡，主要军事力量一般都滞留在目标国家周边海域，而以舰载机和巡航导弹为先导实施远程打击。

　　从海上对我陆上目标实施打击将成为强敌对我动武的主要方式

　　鉴于我国近海防御能力有限的现实，美军这样的强敌可能主要活动于一、二岛链之间，使我沿海地区、首都和大部分纵深地域均处在其舰载机作战半径和舰射、艇射对陆导弹攻击距离之内。火力突击距离的增大使美军武器平台可以在公海上对我重要内陆目标进行打击，这不仅使以往我军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受到挑战，而且“打载具、打平台”的通用战法也可能因为我武器射程的局限而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将使我“近海防御”战略中依赖的陆上远程兵器的部署不得不向内陆收缩，但由于东南沿海地形局限和武器性能限制，致使部队在内陆的部署会更趋复杂。例如，常规弹道导弹虽然多部署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纵深和浅纵深地带，但利用武器射程的优势仍可较好地完成对周边大型岛屿，甚至海上大型航母编队的突击和压制任务。而如果为避免敌海上火力打击，就必须对导弹阵地部署进行新的调整，要么再向纵深延伸，要么加强导弹阵地的防护和部队的机动频率这都将对部队的实际作战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对沿海经济带的打击将成为强敌对我战略决胜的底牌

　　特别是对“沿海都市圈”的打击将成为未来敌人胁迫我国放弃维护祖国统一、海疆权益的重要“人质”和筹码。例如，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在2004年向美国国防部提交的一份《美军一旦介入台海冲突应该采取的战略》的研究报告就曾建议，美军利用海空军较强的远洋机动能力在我国南部或北部海域活动，进行骚扰、侦察或演习，甚至进行警告性轰炸，对我国内地和战区侧翼构成威胁态势，一方面牵制我兵力部署，削弱战区内的军事行动规模；另一方面，动摇最高统帅部战争决心，最终放弃战役行动中取得的部分战略利益。而一旦进入全面战争，美军可采用南北夹攻牵制打击战略。他们认为：“目前的局部战争计划都不能最终解除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消极地防御台湾海峡并不是有效的战略，反而把主动权全部交给了中国。如果不压制中国的战争潜力，可以想象的结果之一是我们在台湾的基地与附近的军事集结都会受到中国的打击。因此，我们建议采取南北夹击，以积极打击为主调，强调始终把战争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掌握在手中，要让中国军队疲于应付我们的出击而不是相反”。

　　这一策略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放弃在南中国与中国军民的对抗，而转道海路北上直接胁迫满清政府首脑如出一辙，而实际上，这一思想已经存在于美军战争策划人员头脑之中。2006年5月，美国国防大学举行了针对“台海战争”的例行性年度军事推演——“龙啸”，演习想定的最后阶段是美国出动驻扎在关岛和冲绳的B一2轰炸机、F一22和F-35隐形战机和前沿航母上的舰载机，对上海、深圳、广州、厦门、香港等大城市实施轮番轰炸，最终迫使中国政府就范。可见，对“沿海都市圈”的军事打击已经成为了美国对我战略决胜的最后一张底牌。

　　对沿海人口中心的打击将成为台以武拒统的重要筹码

　　以此要挟我国政府的不仅美国一家。台湾当局领导人从2001年开始就一直叫嚣要打击大陆上海、香港和三峡大坝等战略目标。2006年5月，台空军原担负空对空防守任务的驻台南第443联队的IDF“经国”号战机，多次在澎湖及台东进行对地与对海的炸射演练，目标主要是大陆东南沿海的地面目标。2007年4月“汉光23”演习中，台军以“战术性岸置压制火力导弹”(TSMFS)的名称首次进行了中程导弹的对地攻击演练。2007年10月29日，陈水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承认了台军导弹攻击大陆的计划，并声称台军导弹可以攻击上海和香港等重要经济和人口中心。可见，“沿海都市圈”的防空已经成为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军事安全和祖国统一的紧迫问题。

图片说明：解放军道尔M1防空系统适合打击巡航导弹（资料）

　　我国“沿海都市圈”防空的难点

　　我国“沿海都市圈”防空既有着世界各国沿海防空的共性，也因为自身的地理特征、复杂的周边环境和战略认识的差异，而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

　　防御区域正面宽大，无法预设重点

　　我国海区包括了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北起渤海辽东湾北部，南抵曾母暗沙，纵跨44度，近5000千米；东西横跨经度32度，最宽达1000多千米，总面积473平方千米。海区总体形态为纵长横短，呈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弧形，向东南凸出环绕亚洲大陆的东南，中国海区相当于临近日本海面积的4.7倍，几乎是世界最大陆间海——地中海面积的2倍。与如此狭长而庞大的海区对应的是漫长的海岸线，在海岸线内几乎首尾相接地分布着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以及海南经济特区等，每个经济圈的大小几乎都相当于朝鲜和韩国的领土之和，特别是这里占全部国土面积1／7的地区，集中了全国近乎2／3的人口，而所有这些“精华”对海敞开了超过6000千米的海岸线。这种防御线长、防御目标散的特点无疑迫使防空力量的部署分散、断续，火力覆盖无暇兼顾，警戒信息传输复杂，为从海上突破沿海防御创造了客观条件。例如，台湾当局在2003年8月制订的攻击大陆目标的“毒蝎作战”计划中，将攻击目标分为五类.一是大陆沿海、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等。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如北京。三是大陆腹地的重要民生设施，如三峡大坝、电厂和钢铁厂等。四是重要军事目标，如机场、导弹基地、雷达站和军港等。五是网络、通信中心。打击目标在地域上南北纵跨近4000千米，这无疑增大了防御的难度。

　　对空防御纵深浅，防空作战反应时间短

　　目前，世界军事强国已经不把防空作战的战场完全局限于本土，而是努力扩大到其它国家，甚至可以涉足全球每个角落。一些地区性强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战场建设也趋于外向，虽不像超级大国那样直接把反空袭战场外推到别国领土，但也不断向外发展。以日本为例，近十年来花费巨资填造东京以南太平洋上的小岛——南鸟岛，使其反空袭战场外推了2000千米。日本自1971年以来，一直侵占我钓鱼岛，并修建了机场，还不断派船艇和直升机赴该岛周围巡逻。毫无疑问，日本霸占该岛，除获经济利益外，还可以此为基点，把反空袭地面预警网和基地一直推到我国的东海海域，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国土防空的战场。而我国沿海海区虽然东西最宽1000千米，但由于海区内几乎没有可利用的大型岛屿建设防空警戒和导弹阵地，因此只能将警戒雷达和防空导弹均建设在距离海岸线相近的地域，这使对空防御纵深十分短浅，限制了对空火力的发挥。例如，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北面是宽阔的长江口，市区离海岸线平均距离约40千米，对海方向防空存在先天不足。由于城市频海，缺乏架设雷达和防空系统的理想纵深和地形，而较近的海岸线限制了预警雷达的靠前部署，也没有高山阵地可以用来伸延雷达探测距离，因而雷达截获目标后留给防空系统和航空兵进入作战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以某型防空系统为例，由于上海市区东部也为市区范围，且临海，没有部署防空导弹阵地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部署在这里其对市区的南北方向空中威胁就无能为力，除非在这两个方向再各部署一套发射单元，这无形中增加了部署成本。按照技术规定其应该部署在防御目标的威胁方向后侧，也就是说发射阵地应该部署在上海市区西侧。上海市区南北宽约80千米，东西长近90千米，发射阵地如果部署在这一区域侧面，其预警探测距离就只能发挥设计距离(150～200千米)一半的作用。这与北京地区的防空系统部署明显不同，北京地区拥有渤海、天津、唐山和廊坊近150～600千米的防空缓冲区，部署在大连等辽东半岛和烟台等山东半岛的S一300，可以火力交叠地覆盖整个渤海，成为保卫首都防空圈的重要门户。可见，防御纵深浅是“沿海都市圈”防空的共同问题。

　　“经济发展至上”的思想，导致防御建设基础薄弱

　　从1980年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建设中片面强调经济发展上，忽视防御基础设施建设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一是工业和人口布局不合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这些地区的石化工业区和人口聚居区交叉分布，可能造成遭袭后的更大附带损伤；工业园区内的生产与生活用房一体化，可能扩大遭袭后的破坏；人口过于集中，接警后无法及时疏散。二是人防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建设。城市现代化发展与配套人防工程建设的差距越拉越大，《防空法》中要求的防空地下室等设施的建设“落实难”，现有人防工程管理空白，被占用现象非常普遍，工程内治安环境差，安全管理问题突出。三是群众人防意识薄弱。目前，经济发达地区人防教育严重落后，《防空法》要求在在校学生中落实人防教育，但基本上是一纸空文，许多人不知道何为防空警报，更不知道空袭时应该避开哪些危险目标。此外，在发达地区，防空部队设施和阵地为城市建设而搬迁的情况时有发生，防空阵地附近布满外资，特别是台资企业占地建设在我国防空设施附近，已成为一大怪现象。据报道，台湾当局在2003年8月制订“毒蝎作战”计划，还包括在北京、天津、南京、大连和青岛等沿海大型城市和地区提前潜伏大量特务进行纵火和爆炸，以配合空袭行动。这些情况都导致我国沿海地区防空作战压力非常大，一旦出现漏洞人员财产损失无法估量。

　　防御目标众多，防空作战行动复杂

　　我国沿海地区是我国防空目标最为复杂的地区，这里不仅有城市、工业生产基地、港口、机场和核电站等大批民用目标，还包括了指挥所、兵员集结地、交通枢纽、军用机场、军港和地地导弹阵地等众多的军事设施，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局势紧张期间，东南沿海将集结大量的我军兵力和装备，这些目标都可能成为敌人海上打击的目标。这些目标对防空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城市、工业基地和机场等目标需要战略性的大区域防空，而核电站、指挥所等需要的是重点的点防御；港口、交通枢纽等需要的是固定阵地的静态防空，而兵员集结地、地地导弹阵地等需要的可能是伴随保障的动态防空。这些不同需要对防空系统的类型和作战形式，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S-300的射程远、拦截高度高，是典型的面防御系统，适合城市、工业生产基地等目标的防御；而“道尔”系统射程短，但反应快，不但可以打击巡航导弹，而且对激光和GPS制导炸弹也能有效防御，因此其更适合核电站和指挥所等点目标的防御。但是在对弹道导弹的反导作战中，S-300又只能算点防御武器，其部署要更加密集。这些要求无疑都使防空作战行动更加复杂化，是对我国防空能力的巨大考验。

　　总之，“沿海地区”防空作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我国“沿海地区”的特殊条件更决定了“沿海都市圈”的防空作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